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禁止出版刊载包括章诒和先生等八位作家的著作，是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情，但是并没有超出人们的意料。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反动制度下，一个中宣部、一个中国国家出版总署一直享有这种超越宪法、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他们生杀予夺。他们的臭名昭著的审读小组竟然有权凭借一己的好恶来决定是否枪毙这本或那本著作，枪毙这篇或那篇文章，枪毙这个或那个报刊。谁给了他们这种特权？人民吗？人民从来没有给过，也绝对不会给！宪法给了他们这种特权吗？也没有！那么，究竟是谁给了他们这种特权呢？是中国共产党，是它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毛泽东生前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胡话、昏话，可是至少有一点没有讲错：“中宣部是阎王殿！”其实，中国国家出版总署也是一样。其区别在于一个代表党，一个代表政府、代表行政。可以断言，这一次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的无耻决定，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甚至不仅仅是中国国家出版总署的擅自决定。他们都只不过是秉承中宣部即中共中央的旨意罢了。
中宣部和中国国家出版总署是中共中央一党专政反动统治的两只鹰犬、两条打手。中共中央让它们咬谁，它们就咬谁，让它们咬几口，它们就咬几口。表面上是邬书林在幕前充当打手（应该称“刽子手”），实际上躲在阴暗角落里幕后操纵一切、指挥一切的还是中宣部和中共中央。试问，不经那个代表中共中央的中宣部同意，小小邬书林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量吗？没有的。打死他他也不敢的。为什么？万一咬错了，主子怪罪下来，小小邬书林担当得起吗？他的乌纱帽还要不要了？
焚书坑儒的历史太远，且不去说它，光是翻看中共的建国史，这种蛮横之至、愚蠢之至的馊事干得还少吗？丁玲被打成右派了，她的一切著作一夜之间全成了禁书，就连曾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桑乾河上》也不能幸免。文革一起，三家店首当其冲，什么《三家村札记》，什么《燕山夜话》通统成了毒草。粉碎四人帮以后，来了个拨乱反正，出版了许多曾经被禁的优秀作品，其中一个集子就叫《迟开的鲜花》。
可是，曾几何时，新的统治者又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在文化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除了依靠枪杆子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和农民之外，始终不忘笔杆子在巩固政权方面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采取理性的方式、说理的方式、依靠法律的正当手段，而只能采取这种独断专横的下流办法：老子有权说了算！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他们随意关闭网站，随意禁止某篇文章的发表，对于少数漏网之鱼则进行秋后算帐的办法，或改组编辑部，或取消某个报刊的发行权，更有甚者，随便网罗个罪名，把编记人员送进监狱。中国人民的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究竟还剩多少，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毛老人家有句名言：“有比较才有鉴别”。过去，人们总说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多么专制、多么黑暗，可是报刊还有开天窗的权利；皖南事变以后，周恩来居然还能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发表“江南一叶，千古奇冤”之类的诗词，巧妙地把重要信息传递给广大读者、广大群众。在今日之中国，有这种可能吗？谁敢这么做？谁能做得到？看看中国监狱里一批又一批的记者、编辑、律师、维权人士被抓、被判刑，其人数达到了世界之最，中国大陆也因此成为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先是江泽东；现在是接过接力棒的胡锦涛，总是在全球新闻敌人的名单上名列前茅，真不知道这属于“八荣八耻”中的第几耻！还是他们继续本着阿Ｑ精神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而现在，中宣部和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又把魔爪伸向八本书，又一次地使我泱泱大国在世界上蒙羞，又一次向国人和世人表明：在世界民主的大潮里，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显得多么特别突出的反动和可耻。
表面上是渺小的邬书林在祭起屠刀、搞文化专制，本质上是他出面当替罪羊，为中共中央这个泥足巨人的一贯剥夺人民合法权利的倒行逆施在火中取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中共中央继续统治大陆一天，它就象改不了吃屎的狗一样，不会改变它的与人民为敌的政策，禁止一切不符合它的心意的作品问世，哪怕是过若干年再承认自己错了也在所不惜。反正该做的坏事已经做了，至于所谓平反嘛，已经是后人的事了。“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泛滥！”
我受老毛影响太深，一时也改不过来，就让他老人家的另一条语录作为奉献给中宣部、中国国家出版总署和中共中央的座右铭吧：“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原载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