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谁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当时只有3个人有这个胆量,说:“我们不要怕,咱们就往下做。”最后 杨光、陆林、刘京生和我一共4个人,决定继续做下去。
下定决心以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出版一本小杂志。虽然是小杂志,但依然困难重重。首先,纸就很难找,也很难买到,因为是国家控制的。我们只好去买人家礼品包装用的纸,再多花一些钱,一张一张请人家帮我们裁!然后再师傅长、师傅短的,送个烟之类的表示谢意。
当时,油墨也没地方买,我们满北京找,终于找到了郊区的一个卖油墨的小商店。我们高兴万分,一下子买了好多瓶!纸和油墨有了,现在需要想方设法去借印刷机,当然是找学校去借。一般而言,这种东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机,在学校都属于控制物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像!我们借了一段时间还了,另外再借一个,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腊版都是自己想办法等等。
虽然一切做起来都很困难,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很快乐!他们几个人我发现也都是这样,心情非常舒畅!我觉得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干这么一件事,居然共产党没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来,还给我时间干了,所以特别高兴!
那时候经常一天连轴转,特别是油印的时候,要印完后一张一张对,因为有好多页!然后拿普通的装订机、订书机给订上。订好后,也不拆边,就这样印了几期拿出去发放。第一期当然主要登载的是我写的“第五现代化”、“续第五现代化”、“再续第五现代化”3篇,此外,还有人权平等与民主和以人权评论为主的文章。后面几期也都差不多,只不过加入了更多别人的一些文章。
办杂志的钱从哪里来?那时他们3个人很穷,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钱。刘京生那时是工人。说实话,工资虽不很高但还是要交给家里,他基本没掏什么钱;扬光是学生也不可能有钱;陆林也是个小工人,还要养活他好几个正在读书的弟弟,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钱来。当中就只有我最有钱了,我卖了一支手表和一辆自行车,得了100块钱。刘京生和扬光一人各出了10块钱,然后筹集了一共不到150块钱吧。陆林是我们的财政大臣。第一期杂志出来后,陆林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第一期已经花了110多块钱,第二期的钱从哪来?”我们开了个小会,然后决定去卖杂志。
在民主墙卖杂志我们是第一个。当时决定卖的杂志价格还不低,一块五一份。而那时的“红旗杂志”好像只卖两毛钱一份,当然共产党有的是钱,可以半买半送,厚一点的历史研究杂志也才一块钱一份。为什么我们卖一块五呢?根据我的计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卖的并不很多。而卖回来的钱,刚好用来印下一期的。
当时我们来到民主墙,宣布我们第五现代化不用每天贴一次,印出来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围上来就抢,抢了就没法卖了。好几个人甚至把钱递过来,甚至是十块大票递过来,可找钱时却找不到人了。后来我们爬到墙头上卖,但很多人还是这样,他递给你十块钱,拿了杂志就走了,找给他们钱,他们却说:“别找,别找,你们收着。”当时十块钱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支援我们。结果收入大大超出预料。所以第二期我们就印了一千多本,后来就是二千本三千本这样印下去。最后当我们逃跑时,每人居然还都分到了二百多块钱。
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一个政治家的作为。邓小平打败华国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闭嘴,因为他要搞独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尽管毫无意义。越南并没有侵略中国,自卫只是在找找藉口!中、越边界从来就没有划定过。边境产生一些纠纷甚至武装纠纷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过是边界纠纷,越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把你中国给打下来。
为什么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释只有一条,即是暴君行为。第一、通过这场战争让爱国主义消灭于正常位置,扩大自己权力。第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完越南后,邓小平绝对权威树立,修理谁就不像打败华国峰那样需要费劲才赢。
当时人人都会想到下一步马上就是要镇压国内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实也果真如此。邓小平从越南回来第二天就决定撤军,第二天就决定镇压。根据当时我得到的内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报机构都悄悄透过外国记者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邓小平马上要开始镇压了。
当时我们探索杂志几个人开了个小会,我说:“咱们四个人,肯定要进去的,先把情报跟大家通报一下,邓小平已经有这个计划,公安部也正准备讨论这计划,说不定哪一天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我当时提了个建议让大家讨论:“因为家庭的关系,我比较了解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所以我们能不能来个引蛇出洞?当年,毛泽东对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确实把中国的知识份子整得七荤八素的!反过来,咱们也来个引蛇出洞,首先批评邓小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个非常大的事件。邓小平一怒之下会首先把这个人抓起来,而且肯定把我们4个人全抓进去。咱们4个人被抓以后,当时的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反响,包括跟我们一些友好的外国记者,包括当时的玛利亚,白天祥,还有很有名的法国记者德隆,以及英国的一些记者,他们都会比较关心。还有一些没出面的外国记者在彷边悄悄的观察,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政府。比如美国记者就害怕中国政府,当时中美刚刚开始蜜月期,他们不愿得罪中国政府,所以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来跟我们谈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外国记者会有呼吁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是帮助民运人士的。”
后来跟我当时估计的一样,我们被捕后,北京的外国记者马上成立一个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抗议。当然这个俱乐部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当时跟同伴们说,有了这种反应,邓小平肯定胆子要小一点,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为一看外国记者反应这么强烈,国际社会反应这么强烈,他可能会停手。因为他需要得到外国的支援,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没法搞!所以我估计他会收手,这样我们民主墙整体可能多活很长时间。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引火上身。
事实上,民主墙确实最后茍延残喘的活到81年,因为递捕我的时候是79的三月。然后我们又作出第二个决定。在我最后的一篇文章《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贴出来之前,大家把钱分了。我告诉他们,我的东西一贴出来,杂志一出,你们就赶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们还是被捕了,所有责任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
开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强行通过。我说道理非常简单,干嘛4个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们有活着机会,我记得当时扬光还问了一句:“那我们要推到什么程度?”我说:“全推干净,推到能把你们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说,我不会怪你,你留着你的命,出去还是要搞民主。”
后来这几个人也都在做,89年以后澳大利亚的民运是扬光一手搞起来的。澳大利亚老民运都承认,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救民主墙达到了,第二个目的救了他们3个人的命,甚至没有敢想的第三个目的也达到了——救我自己本身。
当时,在我贴最后那篇文章的时候,做了这么个决定,做好了以后我就贴出最后那篇文章,指出邓小平就是要搞独裁,而且强调他就是要搞个人独裁—毛泽东式的独裁。我想那几句话对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干部还是很有影响,这些人一听可能吓一跳。所以,后来我这条命保下来了。
说句玩笑话,真得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当时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让老邓搞独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经比老邓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邓是残忍的性格,那整起人来都整的七荤八素,把人往死里整。要换了老邓这种性格,坐到毛泽东那个位子,大家还有活路吗?所以很多老干部一下子没有任何理由,就从我的案子开始反对,这样我才能活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当时审判过程挺有意思,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我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逐条批驳他们提出的罪名。我从反革命概念开始讲,我说:“谁是反革命,顺历史潮流而动的是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革命。你们现在要搞的是专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认民主是历史大潮,你们共产党也说过,你们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也说过,世界大潮是民主,你们现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说我反革命不成立。”
当然,真正的焦点是在出卖情报上面,他们认为已经拿到证据:“你跟国外记者谈话,谈到中、越边境的战争。”我说:“当然,我谈到了!”我说:“那你拿到的证据能说明什么?”他说:“那就说明你出卖军事机密。”我说:“不对!出卖军事机密,有两个要件:第一、你得证实我说的确实是军事机密。那你告诉我说的哪一条是军事机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里头拿来的?你没法证明!这不是一份秘密档,你没有认定它是保密档,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随意认定!”
争论的很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到八二年初很快就制定了保密法。结果辩到最后,法官发现没办法辩论下去,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把话题扯开。我每次都把话题扯回来:“你讲清楚,你不要扯别的!”
辩论中间停了十五分钟。合议庭要去讨论,法警还特地、偷偷从食堂买吃的给我,说:“老魏很棒!过瘾!”那几个小法警说了很多这种话,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听到隔壁在吵,就问他们:“在吵什么呢?”也听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还是定死。当然小法警鼓励我,说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
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安慰我,但后来听说那边争论了两个小时,吵的非常激烈,实际上争什么呢?和议庭的人都认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动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卖情报的罪名,不能做实,他骂中央领导也不是那么严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坚持说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争、在吵。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我睡了会觉。吵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我叫起来准备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时候,看那法官、审判员面无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愿的念着判决书,念完了说:“有期徒刑十五年。”我当时一听乐坏了,我乐得脑子都有点儿晕、身子一晃,旁边两法警赶快扶我:“老魏!镇定点!”他们以为很多犯人一听判自己刑就吓瘫了,所以他们有规矩的,要在旁边撑一下,别让他瘫了。他们也以为我是吓着了,后来我退下来才告诉他们。我说: “你们不知道,我高兴呢,我活下来了!我以为我活不下来了,我高兴!留得着青山在嘛,还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
当时刘青他们确实不错,想办法把审判我的情况弄出来,当时唯一的一台录音机还是马丽送给我的,我留了下来,然后又转到刘青手里,当时交给了一个朋友,他是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领队,他就把这台录音机带到场内。后来,刘青找了几个胆子比较大的朋友连夜的把录音转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后,就是审判之后没几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时候,这东西已经在民主墙公开了,而且印了出来,贴了出来,有大字报的、有印刷的,马上发到人手里。
刘青拿着那个当场去散发,刘青呆了一会儿还是走了,另外两个朋友在那散发。公安局马上就来抄了,把这两个人抓了起来,刘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两个人换了出来:“这事是我做的,跟那两个人没关系,只是委托他们帮我散发而已。”这样刘青给抓了起来了。
这个时候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慢慢出来了,通过这些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把这问题搞得很大,因为中国开始抓人。邓小平刚开始上台还很好,可一上来就抓人了,所以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
我一进监狱就被送到了死牢,连警察都觉得奇怪,你本来不是在死牢啊?当然,这是邓小平亲自下的命令,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就这么一关就关了八个月。死牢!当时那个中队长都觉得很不公平,他来找我:“你怎么老蹲在我这!”“我什么叫做你老蹲这,是你把我关在这的!”“时间也太久啦!你违反我们的规定啦!我们司法界从解放以后就是监狱管理制度有明文规定:死牢关人不能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之内如果不结案,你就要送去别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环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个地方就关也把你关死啦!”
当时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我讲你们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们也太胆怯了!我写道,你们那么大的一个政权几千万的党员,掌握着中国的所有权利;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经把我关在监狱里,你还要采取一种非法的措施来对付我,你们也太胆怯了吧!?
那封信写出以后不久就把我调到K子楼正常号那边。在死牢的时候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年青的死刑犯,至于他的案子到底怎么样咱们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来他有点冤,就是他们两帮人打架,石头扔到那边,死了人,他们这边的人被抓起来了。在那之前已经听说过,在监狱里头是要把犯人的内脏割去做实验或是器官移植试验等等,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
这小伙子临死了,脑子一下子很冷静了。临死前两天,他不闹了。他第一天说我对不起我妈,守着寡把我养这么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岁了,稀里糊涂的让人一枪砰了,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妈妈。第二天,他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说:“你看我们都已经一起睡了,这样我一死将来她怎么嫁人呢? 唉呀!很对不起她!女朋友对我这么好,这么好,我对不起她!”等等等等,想想,突然说:“老魏,我这个人怎么死得这么冤枉!我说老魏啊!我早认识你该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干,杀了头,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现在想帮我干,也可以啊”“可以!?你说什么事?”我说听说有这么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帮我证实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说:“怎么证实呢?”我说:“一般人到那个情况都会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间那个大厅,就是死牢那个大厅,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挂、拿手术盒子的这个人,你就喊一句话,反正就是那种情况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如果你看到有这个就喊那个,没看到你喊别的。你要被杀的时候你肯定会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说:“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
我发现其实人到快死的时候,他反倒非常冷静,脑子变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整个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后了。这样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个大厅的时候,他就在那喊,喊我们那个暗号,也就是说确实是从那个时候,至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割人体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实验或者拿去给中央首长移植。现在改革开放后就更进一步了,拿到国外来卖钱。
既使这样我还不是非常放心。我趁着有一次放风,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小警察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问他,我说:“你们把死刑犯的内脏割了以后去给中央首长移植是不是太惨忍了点?” 那个小警察没防备脱口而出,:“那个死的都是坏人,把他们的内脏拿去给中央首长,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长不是还有价值吗?”我说:“但是你们没经过人家的同意啊?没经过人家的允许啊?”他说:“反正是坏人,死人,干嘛要经过他允许?允许也是一个死人,不允许也是一个死人!”我说:“那你在大厅里就给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还拉不拉去刑场给毙了?”“要,要毙呀,要过一道手续啊,不然检察院不答应啊。”我说:“那你怎么弄去啊?”他说:“那简单!拿塑胶布裹起来呀。你没注意吗?中国枪毙的死刑犯都是两个人架着过去的,那个人其实已经死了,架着那补一枪装个样子而已!”我:“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参加过啊!我去参加过执行啊。”
应该说这个警察本身是个好人不是个坏人,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你都不会觉得你在做一件坏事。这个警察从头到尾可以说是个好人,因为我第二次被送到监狱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监狱的监狱长了,他一看见我,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还嘱咐其他警察照顾我,说:“这老魏是我哥们。” 所以,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有良心的人,不是坏人。但是,当时他说的那些话,你听着,你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糁哪,完全没有人性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每个人都会变得没有人性,这也是我们觉得共产党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须彻底清除的,把它当作一种毒素去清除的种因,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人会在那种东西下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