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十年的三个用词错误

发表:2006-10-02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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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

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

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

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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