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18 03:02:23作者：黎阳
人民网》2006年9月15日的报道“北大数学教授：我有证据证明丘成桐的野心”（http://edu.people.com.cn/GB/4821718.html）实在令人摇头不已：想不到堂堂“北大数学教授”的逻辑水平竟然如此低劣。不客气地说，低劣得连个中学生都不如。
1．逻辑混乱：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
对中国公众来说，要查清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是北大引进人才有没有造假。北大有无造假，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有什么必然联系？难道丘成桐有“野心”就证明北大没造假，丘成桐没“野心”就证明北大造了假？“造假”是已经付诸实施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属于客观存在；“野心”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属于主观意识。已经发生事实怎么可能因其他人当前的主观意识不同而不同呢？如果你的客观存在完全取决于别人脑子里现在转没转什么念头，那你是人还是猪岂不可以全取决于远在天边某个人的一念之差？
人们赞同丘成桐对北大造假的指责，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丘成桐，而是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判断确信丘成桐的指责属实。首先国内造假成风人们早已有目共睹，学术界的乌烟瘴气也已猖狂得令人咬牙切齿。在这种大环境下硬说北大“出污泥而不染”那才是吹牛。套用一句数学语言：包络线如此，唯你北大“独善其身”那才是个“奇异点”，一看就知道反常。何况北大“精英”不是一向主张“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能做不能说”、 “打左灯向右转”吗？有理论便有行动，“腐败有理”的理论发源地闹出腐败造假的实际行动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叫“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其次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旁证丘成桐不是信口开河。北大自己的网站承认田刚是“特聘教授”，在“近五年北大教师获得重要国际荣誉一览”中赫然宣布“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田刚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明明白白把田刚算成了北大的全职正式教工。等丘成桐的指责一出来，北大突然慌慌张张关闭了“特聘教授”的网页，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接见记者时公开承认了田刚从来没有全职回国。不管北大如何解释，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北大并没有全职引进田刚，却以“田刚已经全职回国”为根据向国家要钱要项目，这就是造假，是无法用言词改变的客观存在，是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毫无关系的确切事实。这个事实即使今天没有被丘成桐揭穿，将来也会被其他“春成桐”们来揭穿。即使北大把丘成桐妖魔化成土匪，也改变不了北大造假这个事实。
北大是公立大学，是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堆起来的。北大既然用的是公款，那老百姓就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就有权过问北大造假事件。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是他个人的事，跟普通老百姓有多少关系？谁有那么多闲情逸志来操这份闲心？一个是清查某个人的私事，一个是清查整个单位欺骗国家骗取公款的公事；一个是跟社会不相干的人事纠纷，一个是反腐败反造假反渎职犯罪的国家大事，二者能等同吗？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硬扯到一起，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这算是什么逻辑？
2．前言不搭后语，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再看北大数学教授丁伟岳关于“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具体“证据”：
——“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能看出他对我们不服他控制有多恼火。”
——“丘成桐指责北京ICM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
——“我们还在申办2002年ICM主办权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不服他的控制，要把会议搬到香港。”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
丁伟岳给出的“过硬证据”无非是两封信，表明丘成桐对2002年北京ICM大会组织工作有意见，一是要求会议搬到香港，二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筹备任何会议时都可能碰到，有多了不起？怎么就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铁证”了？就算硬说是“控制”，那也只能说是“企图控制”一次大会，怎么就变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世界数学界的一次大会跟整个中国数学界是一码事吗？同一篇谈话里丁伟岳对丘成桐的指控就有点颠三倒四。先说：“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接下来呢？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又变成了“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闹了半天，丘成桐到底犯的是哪条“罪”？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是“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界”跟“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一回事吗？丁伟岳到底用的是什么逻辑？如果单凭这样的关于一次大会的“不同意见”就可以定性为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真要“恭喜”丁伟岳，文字逻辑跟中国历史传统“接轨”成效大大的：就凭你考官出题“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便可“定性”为有砍掉“雍正”皇帝脑袋的“野心”，于是乎斩首；就凭你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可“定性”为有“反清复明”的“野心”，于是乎抄家灭族；就凭你给朱元璋上书中的一句“金盘有幸来殊域”里的这个“殊”字就可以“定性”为在骂朱皇帝为“歹朱”，于是乎当场拿下砍头；就凭你一屁股坐在印有毛主席头象的报纸这一举动便可“定性”为你有“刻骨仇恨”，于是戴高帽子批斗……现在丁伟岳就凭丘成桐要求会议搬到香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两条就给人家“定性”了一个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这可真是把中国历来的整人逻辑传统发扬光大了。堂堂北大数学教授的逻辑怎么这么凶狠，动不动就闹“文字狱”整人？
3．班门弄斧：向北大数学教授讲“严格”与“严密”
教训别人讲究逻辑严格严密本来应该是数学教授的“专利”，然而现在北大数学教授们却实实在在需要别人来给他们提个醒：既然指责丘成桐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就应该给出一整套完整严格的证据来。法律上是“孤证不立”，数学上是“不留反例”。否则就犯了数学逻辑的大忌：不严格，不严密。
丁伟岳说：“他（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
程乾生说：“他（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
说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那就意味着他对中国数学界的一切都要插手：长远规划、研究课题、预算资金、人事安排、建筑施工、设备采购、日常工作、学位评估……既然无所不管，那丘成桐事事插手的证据也应该堆积如山。而丁伟岳们呢？翻箱倒柜折腾这许多天，就拿出了两封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邮件，其他的证据呢？“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命题既然是“指挥一切”，论据就应该包括这个 “一切”的方方面面，而不应该仅仅是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两封信。拿不出丘成桐“指挥一切”的证据，却要给人家扣上个“指挥一切”、“当霸主”的结论，这逻辑严格吗？严密吗？就这论证的逻辑水平，还有脸号称“数学家”，而且还是“北大数学家”？
4．“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忘了照照自己
丁伟岳们既然说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那受气的自然是整个“中国数学界”而不会仅仅是北大，那指责丘成桐的就应该包括“中国数学界”的绝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只有北大的数学家出头。那么除了北大之外（包括北大毕业的数学家），中国还有哪些数学家站出来指责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如果只有北大的人在那里跳，其他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那能证明“整个中国数学界”都认为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吗？既然说：“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那这个“其他数学家”都包括谁？为什么不能一一列举姓名？为什么人家不也来个记者采访，声援丁伟岳？
且看同一篇报道：
——“记者致电中国数学会，相关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采访。”
——“中国数学会：丘说的是事实”。
——“中国数学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觉得（丘成桐的说法）不是在抨击，他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但是国内现状就是这样，我们目前没法改变。’”
——“而在秘书长办公室一位女士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劝你还是不要采访，这对你，对我们，对丘成桐都不好。谁是谁非都说不清楚，也都不好说。大家都不提了，让这事就这么淡下去。’”
北大丁伟岳们指责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而北大之外的数学家们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本身才真正耐人寻味。这说明了什么？“敢怒而不敢言”。显然，“怒” 的不是丘成桐。中国历来的规律是“县官不如先管”，“强龙不压地头蛇”。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个主权国家，而丘成桐不过是哈佛的教授，“鞭长莫及”，就算是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管不了国内的“实权派”。他能耐再大，还能跑到国内来整不相干的小兵拉子？假如他真那么霸道，国内数学界早就群起而攻之了，哪至于吓得都不敢说话？既然“怒”的不是丘成桐，那“怒”的只能是北大。
丁伟岳们才是真正的“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想要指挥一切”。其霸气也许自己不觉得，但跟记者谈话的一句话却将此暴露无遗：“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这一句话足以说明北大为什么对丘成桐募捐筹建浙大数学中心如此耿耿于怀，为什么排斥打击朱熹平，就因为这违反了“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的“定位”。
至于丁伟岳所谓“朱熹平没入围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票是 2001年投的。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是2002年以后做出来的”、“在当时我能说没有漏掉”之类说词则更是荒唐透顶的狡辩。既然自封“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自栩为中国数学界龙头老大“丁掌门”，那就起码应该要么自己带头做出成绩，要么对数学界后起之秀心中有数，刻意培养。真正的权威岂能要等到人家已经出了成果才能发现人才？“2002年的成果”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2001年前就发现不了？朱熹平之才，远在天边的丘成桐能发现，近在国内的丁伟岳怎么就看不见？既拿不出象样的研究成果又排斥打击后起之秀，谁是才是真正的“学霸”？
5．学术与法律不是一回事。
——“北大一位数学家说：‘学术是需要清静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需要热闹。公众的争吵会扰乱真正在判断这件事的人，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造假是一种违法行为，跟学术不是一回事。“学术打假”是为了保护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破坏学术研究。把一场学术打假说成无端的“公众的争吵”本身就是逻辑错乱。把北大造假问题歪曲成丘成桐的野心问题更是胡搅蛮缠。丁伟岳们如果真正坦坦荡荡，与其把闲工夫花在收集丘成桐“野心”的证据上，不如用在整理公布自己引进人才的帐目上。只要把这些事实翻出来公布于众，自然可以证明自己清白，何必靠证明丘成桐的“有罪”来洗刷自己？但如果自己的确一裤裆屎，那再骂别人臭烘烘也不能证明自己多卫生。如此简单的逻辑，靠逻辑严密吃饭的北大数学权威丁伟岳们知否？
1．逻辑混乱：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
对中国公众来说，要查清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是北大引进人才有没有造假。北大有无造假，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有什么必然联系？难道丘成桐有“野心”就证明北大没造假，丘成桐没“野心”就证明北大造了假？“造假”是已经付诸实施的行为，是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属于客观存在；“野心”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属于主观意识。已经发生事实怎么可能因其他人当前的主观意识不同而不同呢？如果你的客观存在完全取决于别人脑子里现在转没转什么念头，那你是人还是猪岂不可以全取决于远在天边某个人的一念之差？
人们赞同丘成桐对北大造假的指责，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丘成桐，而是因为大家通过自己的判断确信丘成桐的指责属实。首先国内造假成风人们早已有目共睹，学术界的乌烟瘴气也已猖狂得令人咬牙切齿。在这种大环境下硬说北大“出污泥而不染”那才是吹牛。套用一句数学语言：包络线如此，唯你北大“独善其身”那才是个“奇异点”，一看就知道反常。何况北大“精英”不是一向主张“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能做不能说”、 “打左灯向右转”吗？有理论便有行动，“腐败有理”的理论发源地闹出腐败造假的实际行动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叫“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其次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旁证丘成桐不是信口开河。北大自己的网站承认田刚是“特聘教授”，在“近五年北大教师获得重要国际荣誉一览”中赫然宣布“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田刚2004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明明白白把田刚算成了北大的全职正式教工。等丘成桐的指责一出来，北大突然慌慌张张关闭了“特聘教授”的网页，真是做贼心虚，欲盖弥彰。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接见记者时公开承认了田刚从来没有全职回国。不管北大如何解释，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北大并没有全职引进田刚，却以“田刚已经全职回国”为根据向国家要钱要项目，这就是造假，是无法用言词改变的客观存在，是跟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毫无关系的确切事实。这个事实即使今天没有被丘成桐揭穿，将来也会被其他“春成桐”们来揭穿。即使北大把丘成桐妖魔化成土匪，也改变不了北大造假这个事实。
北大是公立大学，是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堆起来的。北大既然用的是公款，那老百姓就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就有权过问北大造假事件。丘成桐有没有“野心”是他个人的事，跟普通老百姓有多少关系？谁有那么多闲情逸志来操这份闲心？一个是清查某个人的私事，一个是清查整个单位欺骗国家骗取公款的公事；一个是跟社会不相干的人事纠纷，一个是反腐败反造假反渎职犯罪的国家大事，二者能等同吗？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硬扯到一起，用证明别人有罪来证明自己无罪，这算是什么逻辑？
2．前言不搭后语，牵强附会，强词夺理。
再看北大数学教授丁伟岳关于“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具体“证据”：
——“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能看出他对我们不服他控制有多恼火。”
——“丘成桐指责北京ICM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
——“我们还在申办2002年ICM主办权的时候，他就因为我们不服他的控制，要把会议搬到香港。”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
丁伟岳给出的“过硬证据”无非是两封信，表明丘成桐对2002年北京ICM大会组织工作有意见，一是要求会议搬到香港，二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筹备任何会议时都可能碰到，有多了不起？怎么就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的“铁证”了？就算硬说是“控制”，那也只能说是“企图控制”一次大会，怎么就变成了“控制中国数学界”？世界数学界的一次大会跟整个中国数学界是一码事吗？同一篇谈话里丁伟岳对丘成桐的指控就有点颠三倒四。先说：“我这里有一封邮件，足以证明丘成桐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接下来呢？ “丁伟岳表示，他认为这是丘成桐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一个证据。”在这里，丘成桐的“罪状”又变成了“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闹了半天，丘成桐到底犯的是哪条“罪”？是“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还是“企图控制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界”跟“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一回事吗？丁伟岳到底用的是什么逻辑？如果单凭这样的关于一次大会的“不同意见”就可以定性为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真要“恭喜”丁伟岳，文字逻辑跟中国历史传统“接轨”成效大大的：就凭你考官出题“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便可“定性”为有砍掉“雍正”皇帝脑袋的“野心”，于是乎斩首；就凭你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可“定性”为有“反清复明”的“野心”，于是乎抄家灭族；就凭你给朱元璋上书中的一句“金盘有幸来殊域”里的这个“殊”字就可以“定性”为在骂朱皇帝为“歹朱”，于是乎当场拿下砍头；就凭你一屁股坐在印有毛主席头象的报纸这一举动便可“定性”为你有“刻骨仇恨”，于是戴高帽子批斗……现在丁伟岳就凭丘成桐要求会议搬到香港、抱怨组织委员会没有征求香港和台湾数学会的意见这两条就给人家“定性”了一个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这可真是把中国历来的整人逻辑传统发扬光大了。堂堂北大数学教授的逻辑怎么这么凶狠，动不动就闹“文字狱”整人？
3．班门弄斧：向北大数学教授讲“严格”与“严密”
教训别人讲究逻辑严格严密本来应该是数学教授的“专利”，然而现在北大数学教授们却实实在在需要别人来给他们提个醒：既然指责丘成桐有“控制中国数学界的野心”，那就应该给出一整套完整严格的证据来。法律上是“孤证不立”，数学上是“不留反例”。否则就犯了数学逻辑的大忌：不严格，不严密。
丁伟岳说：“他（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
程乾生说：“他（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
说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那就意味着他对中国数学界的一切都要插手：长远规划、研究课题、预算资金、人事安排、建筑施工、设备采购、日常工作、学位评估……既然无所不管，那丘成桐事事插手的证据也应该堆积如山。而丁伟岳们呢？翻箱倒柜折腾这许多天，就拿出了两封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邮件，其他的证据呢？“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命题既然是“指挥一切”，论据就应该包括这个 “一切”的方方面面，而不应该仅仅是关于“2002年北京ICM大会”的两封信。拿不出丘成桐“指挥一切”的证据，却要给人家扣上个“指挥一切”、“当霸主”的结论，这逻辑严格吗？严密吗？就这论证的逻辑水平，还有脸号称“数学家”，而且还是“北大数学家”？
4．“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忘了照照自己
丁伟岳们既然说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那受气的自然是整个“中国数学界”而不会仅仅是北大，那指责丘成桐的就应该包括“中国数学界”的绝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只有北大的数学家出头。那么除了北大之外（包括北大毕业的数学家），中国还有哪些数学家站出来指责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如果只有北大的人在那里跳，其他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那能证明“整个中国数学界”都认为丘成桐“想要指挥一切”、“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吗？既然说：“不只是我，其他数学家都是有看法的。”那这个“其他数学家”都包括谁？为什么不能一一列举姓名？为什么人家不也来个记者采访，声援丁伟岳？
且看同一篇报道：
——“记者致电中国数学会，相关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采访。”
——“中国数学会：丘说的是事实”。
——“中国数学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觉得（丘成桐的说法）不是在抨击，他说的都是一些事实。但是国内现状就是这样，我们目前没法改变。’”
——“而在秘书长办公室一位女士在电话里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劝你还是不要采访，这对你，对我们，对丘成桐都不好。谁是谁非都说不清楚，也都不好说。大家都不提了，让这事就这么淡下去。’”
北大丁伟岳们指责丘成桐“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而北大之外的数学家们保持沉默这一事实本身才真正耐人寻味。这说明了什么？“敢怒而不敢言”。显然，“怒” 的不是丘成桐。中国历来的规律是“县官不如先管”，“强龙不压地头蛇”。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个主权国家，而丘成桐不过是哈佛的教授，“鞭长莫及”，就算是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管不了国内的“实权派”。他能耐再大，还能跑到国内来整不相干的小兵拉子？假如他真那么霸道，国内数学界早就群起而攻之了，哪至于吓得都不敢说话？既然“怒”的不是丘成桐，那“怒”的只能是北大。
丁伟岳们才是真正的“想当中国数学界的霸主”、“想要指挥一切”。其霸气也许自己不觉得，但跟记者谈话的一句话却将此暴露无遗：“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这一句话足以说明北大为什么对丘成桐募捐筹建浙大数学中心如此耿耿于怀，为什么排斥打击朱熹平，就因为这违反了“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的“定位”。
至于丁伟岳所谓“朱熹平没入围因为大家对他不了解”、“票是 2001年投的。他的很多重要的工作是2002年以后做出来的”、“在当时我能说没有漏掉”之类说词则更是荒唐透顶的狡辩。既然自封“北京是全国数学的中心”，自栩为中国数学界龙头老大“丁掌门”，那就起码应该要么自己带头做出成绩，要么对数学界后起之秀心中有数，刻意培养。真正的权威岂能要等到人家已经出了成果才能发现人才？“2002年的成果”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2001年前就发现不了？朱熹平之才，远在天边的丘成桐能发现，近在国内的丁伟岳怎么就看不见？既拿不出象样的研究成果又排斥打击后起之秀，谁是才是真正的“学霸”？
5．学术与法律不是一回事。
——“北大一位数学家说：‘学术是需要清静的，不像文学艺术那样需要热闹。公众的争吵会扰乱真正在判断这件事的人，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造假是一种违法行为，跟学术不是一回事。“学术打假”是为了保护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破坏学术研究。把一场学术打假说成无端的“公众的争吵”本身就是逻辑错乱。把北大造假问题歪曲成丘成桐的野心问题更是胡搅蛮缠。丁伟岳们如果真正坦坦荡荡，与其把闲工夫花在收集丘成桐“野心”的证据上，不如用在整理公布自己引进人才的帐目上。只要把这些事实翻出来公布于众，自然可以证明自己清白，何必靠证明丘成桐的“有罪”来洗刷自己？但如果自己的确一裤裆屎，那再骂别人臭烘烘也不能证明自己多卫生。如此简单的逻辑，靠逻辑严密吃饭的北大数学权威丁伟岳们知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