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21 03:20:42作者：青铜
最近好像又开始扯汉奸了，想起周二先生。
1937 年北京沦陷的时候，周二先生执意留下，谁劝都不听，固执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半夜睡不着，写诗遥寄，但并不明劝，只说夜色朦胧中依稀见那吃苦茶的老僧正在南行。胡先生的意思是响锣何需重锤？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老朋友之间也该有些默契。但周二先生是打定了主意不动窝，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他老人家的理由是家累繁重。后来朋友劝说的信多了，周二先生也找借口说“不可把留京诸公看做李陵，可看做苏武。”又对登门的人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但据当时听到这话的人回忆，此时周先生背后的书架上就立了一张照片，是日本驻北京要员的合影，其中有周二先生。
北京沦陷之后几个月，周二先生就出任伪职，当然跟文化有关。一开始是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而后，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再后来终於做了让他的朋友们透心凉的事情，出任伪教育部总督办。
周二先生的托辞是‘我总可以作些保护文化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确实做了一些。但以当时周二先生旗杆一样的身份，一旦出任伪职，对全国青年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说到周二先生当时在文化界的名望，大概可看看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在中国文化界中等够堪称楷模的很没有几个，而周作人是这很没有几个当中比较出众的一位’。大体是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郭先生的‘国难声中怀知堂’。
二先生倒不见得非要做汉奸，我朋友说得好‘他娶了个日本太太，又留学日本，不亲日亲谁？’放在平常，这可看作人之常情，但国难当头，这也很难看做是二先生变节的全部原因。
当然，我们今天在此谈‘变节’二字，但周二先生也许并不这么认为，有人说他读书读太多，读出历史虚无感，把当时的局势看作是明末，看日本入侵就好像又一个满族进关一样。
后来还是他的亲哥哥鲁迅说得一针见血：‘八道湾就老二一个中国人了，可叹他又如此之昏’。一个‘昏’字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鲁迅先生这话是跟自己母亲拉家常时说的，可看作肺腑之言。当是时，风声日紧，每次时局有变的时候，周二先生的日本太太就把门口的‘周宅’换成‘羽太寓’，还要插日本旗。周二先生此时什么心态，不得而知，总之是不反对的吧。
当时的地下党工作者许宝马癸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突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是他在小组会议上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部总督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致觉得周作人是个读书人，他出任总督办比别人出任危害少。
而此篇很有替周作人开脱意味的文章一发表，众人哗然，海外一些报纸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准备给周二先生摘帽的前奏。但不几天，就有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写文章纠正，声称没有这回事，周作人出任伪职不是组织上的决定，且许宝马癸当时并非党组成员。
不管是还是不是，周先生身上的汉奸罪名我看都不会被洗掉，后来老蒋给他定了个叛国罪，他也只好认了。只是他这汉奸比别人的危害要小，他只是‘昏’，不见得‘奸’。他说到底是个读书人，不做什么坏事，大节有亏，让人惋惜多一些。
看看大家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越是他身边的人，越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越是惋惜之情胜过愤怒之情。而过了一些年，轮到后人评论此事，就见愤青文章，好像写批判稿似的，历史的模糊感也从此而来吧。
1937 年北京沦陷的时候，周二先生执意留下，谁劝都不听，固执得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半夜睡不着，写诗遥寄，但并不明劝，只说夜色朦胧中依稀见那吃苦茶的老僧正在南行。胡先生的意思是响锣何需重锤？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老朋友之间也该有些默契。但周二先生是打定了主意不动窝，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管用。他老人家的理由是家累繁重。后来朋友劝说的信多了，周二先生也找借口说“不可把留京诸公看做李陵，可看做苏武。”又对登门的人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但据当时听到这话的人回忆，此时周先生背后的书架上就立了一张照片，是日本驻北京要员的合影，其中有周二先生。
北京沦陷之后几个月，周二先生就出任伪职，当然跟文化有关。一开始是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而后，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再后来终於做了让他的朋友们透心凉的事情，出任伪教育部总督办。
周二先生的托辞是‘我总可以作些保护文化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确实做了一些。但以当时周二先生旗杆一样的身份，一旦出任伪职，对全国青年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说到周二先生当时在文化界的名望，大概可看看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在中国文化界中等够堪称楷模的很没有几个，而周作人是这很没有几个当中比较出众的一位’。大体是这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郭先生的‘国难声中怀知堂’。
二先生倒不见得非要做汉奸，我朋友说得好‘他娶了个日本太太，又留学日本，不亲日亲谁？’放在平常，这可看作人之常情，但国难当头，这也很难看做是二先生变节的全部原因。
当然，我们今天在此谈‘变节’二字，但周二先生也许并不这么认为，有人说他读书读太多，读出历史虚无感，把当时的局势看作是明末，看日本入侵就好像又一个满族进关一样。
后来还是他的亲哥哥鲁迅说得一针见血：‘八道湾就老二一个中国人了，可叹他又如此之昏’。一个‘昏’字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鲁迅先生这话是跟自己母亲拉家常时说的，可看作肺腑之言。当是时，风声日紧，每次时局有变的时候，周二先生的日本太太就把门口的‘周宅’换成‘羽太寓’，还要插日本旗。周二先生此时什么心态，不得而知，总之是不反对的吧。
当时的地下党工作者许宝马癸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突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是他在小组会议上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部总督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致觉得周作人是个读书人，他出任总督办比别人出任危害少。
而此篇很有替周作人开脱意味的文章一发表，众人哗然，海外一些报纸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准备给周二先生摘帽的前奏。但不几天，就有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写文章纠正，声称没有这回事，周作人出任伪职不是组织上的决定，且许宝马癸当时并非党组成员。
不管是还是不是，周先生身上的汉奸罪名我看都不会被洗掉，后来老蒋给他定了个叛国罪，他也只好认了。只是他这汉奸比别人的危害要小，他只是‘昏’，不见得‘奸’。他说到底是个读书人，不做什么坏事，大节有亏，让人惋惜多一些。
看看大家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越是他身边的人，越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越是惋惜之情胜过愤怒之情。而过了一些年，轮到后人评论此事，就见愤青文章，好像写批判稿似的，历史的模糊感也从此而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