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盛世有危言，弱国多寡民。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前贤今人多有论及，但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这种病态人格又改头换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变种。笔者今日就此问题补而掇之，遂成此文。让我们共同努力，认真切除国人的这些顽固病灶。亦愿就此拷问自己的灵魂，寻觅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钥匙。也真情希望：今日之衮衮当道诸公，不要学那蔡桓公讳疾忌医，扁鹊三视而不醒，直到病入膏肓、一命呜呼而后已。如有“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胸襟，才有我们民族的美好前途。
一、 中国人的麻木和冷漠
英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马丁•路德的话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公民品格之高下”。纵观或远视世界各国、各民族兴衰盛颓之历史，无有不契合于此理者也。被我们自称之“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其国民品格之卑劣，无不令人沮丧和背气。
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某时某地，数百人面对少数几个歹徒的为非作歹，竟任凭几个歹徒抢劫钱财，然后扬长而去。而众人面对这种为非作歹，竟然是一脸漠然、视若无睹；更有甚者，少数歹徒抢劫或行凶之后，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奸淫妇女。众人面对弱女的哀哀悲鸣，一个个胆小如鼠、无动于衷。甚至还怀着猎奇阴暗之心理，期待快一点看到那可怜姑娘的胴体和阴私之处……于是歹徒更加猖狂，同胞姐妹惨遭蹂躏。
又据蒋子龙在一篇《还要围观多久》的文章中写到：“湖南湘谭矿业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兰成全，在放寒假回家的列车上，看见几个流氓夜里趁旅客困乏在翻包搜衣偷东西，他大叫一声，惊醒了旅客，吓住了小偷。气急败坏的小偷们叫来一名女流氓，诬陷兰成全企图调戏她。于是流氓们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一上年纪的人居然（就地取材地）教育身边的孩子‘看到了吧，出门莫要管闲事，免得惹火烧自身’。列车上的乘警听信了流氓们的话，把兰成全当成了坏人，也对他拳打脚踢。他请求目睹了事件全过程的乘客为他作证。一车厢被他帮助过的人都说：‘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竟无一人肯为他讲句公道话，说出基本事实。他双手抱着流血的脑袋，狂嚎乱吼：‘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从此他疯了，看见火车就大叫‘火车上没有好人，全是坏人!’以后持刀砍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口中常念念有词:‘人们都变了，良心没有了，我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是头着地走路，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看，一个品学兼优、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就被这种冷漠和麻木给毁灭了。
又据2002年CCTV《焦点访谈》报道，成都一孕妇难产，于是赁车急送医院抢救。可车开到大街上，被某区政府交通局路政人员拦住。无论该妇女的亲属怎样地好说歹说，也无管其丈夫甚至当街下跪，恳求他们放过一马，救人要紧，但该伙路政管理人员始终是无动于衷，坚决不予放行。最后的结果是，孕妇母子双亡。当被害人将该伙路政人员诉上法庭时，该伙路政人员不但不忏悔自责，反而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指责该被害人“违法”……看着这种对别人生命如此漠视和冷血的路政管理人员，我恨不得上去把他掐死。
再据余杰在《冷漠是一种罪恶》一文中写道（引自余杰着《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91页）：“这个悲惨的故事，是我辗转从当记者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北京国企一对失业了的夫妇（用委婉的说法，叫做‘下岗’），妻子怀孕快要生产了，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不敢到收费昂贵的大医院去。于是，丈夫借来一辆平板车，拉着妻子去附近的一所兽医院找熟人接生。没有想到妻子偏偏又是难产。兽医不敢处理，劝他们到大医院去，否则大人孩子都有危险。丈夫咬着牙，蹬着平板车一路疾驰，妻子在车上痛苦地呻吟着。当平板车来到一个繁华路口时，警察拦住了他们。原来，这条路是国宾道，不允许人力车经过。警察执行公务一点也不含糊。虽然现在并没有尊贵的国宾的车队通行，但他依然坚持不予放行。孕妇的呻吟和鲜血，警察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丈夫哀哭着向他下跪，这名警察仍然‘刚直不阿’。没有办法，丈夫只好蹬着平板车绕道前往医院。中途耽误了半小时，到达医院时，大人和孩子都已经失去了抢救的时机，双双死亡。晚上，悲痛万分的丈夫，一个人在破旧的家里上吊自尽了”。
又据《羊城晚报》报道，珠海一广告画家(恕我忘了该画家的名字)从媒体上看到：一位湖南打工青年挺身而出，与街头抢劫犯殊死搏斗，被抢劫犯围攻毒打两个多小时。当时围观的市民有一百多人，竟无一人施以援手。甚至在该青年被活活打死后，警方多方搜求证人之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证明其义举。该画家对此悲愤欲绝、义愤填膺，自费在珠海街头树起了一块巨大的公益广告牌，在这面巨大的公益广告牌上，画了一幅寓意深刻的“众生图”——上部画着松枝拱托着的英雄的头像，下部则画着这群围观的人们的身上，都结满了厚厚的冰凌。
可是过了不久，有几个脑满肠肥的官员，看出了广告画作者的“险恶用心”。说他诬蔑了我们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那副画的命运，我不说各位自然也明白了。
看到这些悲惨的记录，我的心就象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够了，够了。我实在不想多举这些让人痛苦万分、心灵流血的案例了……
在媒体披露出此类事情后，于是朝野哗然，官民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倘被侦知当日在这群麻目的“观众”群里有几个带“长”字的“人上之人”，则难辞其咎。重者收监，轻者撤职。可谓执法如山，严惩不怠者矣。
然而，舆论谴责，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虽能舒公众一时之快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人这副冷漠麻目的秉性。下次遇到同类的事情，仍旧是上次事件的简单重复，依旧是在遣责、撤职、法办的老路上循环无穷……
呜呼！当年鲁迅先生面对此情此景，奋而弃医从文。以他的一枝秃笔为工具，以唤醒国人的血性良知为己任，以一种苦闷彷徨的笔调，写下了千古绝唱《药》。小说中的华老栓、华大妈，竟把蘸满革命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当作医治华小栓肺痨的灵丹妙药；刽子手康大叔，始终没有忘记在砍下革命志士的头颅之后，以烈士的鲜血醮在馒头上大捞银两；众看客竟然觉得枪毙革命者“没有砍头的好看，轰的一声便散了”。寥寥数语，就把小市民华老栓、华大妈的愚昧无知，刽子手康大叔的凶残贪婪，众“看客”的麻目不仁，刻划得淋漓尽致。一幅国人的众生像跃然纸上。
而林语堂博士，则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的原因，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在《中国的国民性》一文中，曾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
一代文化大师和改良先驱梁启超先生，针对血性、良知泯灭的国人，曾厉声抨击和大声疾呼。从而写下了他激越澎湃的不朽篇章——《呵旁观者文》。并对这种看客心理，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中国人只知道忠于皇上和朝廷，而不知道忠于国家和民族；只有将天下视为一人一姓之私产的民贼，而无将国家视为天下之公器之政治；只有将国家视为一党之私物的国贼，而不知现代宪政为何物？只有天民而无国民；只有臣民而无公民；更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大意）？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药》，是对中国国民性入木三分的刻划的话，那么林语堂、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成因的剖析，则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
漫长的专制制度，充满了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使人们在它的长期重压下，只能逆来顺受。经过几千年专制政治的陶冶，中国人对暴力、恐怖、愚弄、奴役和不公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而造成了众多的麻木和冷漠的民众。而“麻木和冷漠的民众，又是专制政体最稳固的群众基础”（黑格尔语）。遂使中国长期处于这个可悲可叹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
记得法国一位近代哲人曾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把这句名言倒过来说也成立：即“有什么样的政府，也养成什么样的人民”。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纵观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历史，由于经历了漫长腐朽、残忍野蛮的专制社会，它确实是一部“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历史；确实是一部阴谋权诈的“相斫书”；确实是一部独夫民贼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夺权与反夺权的征战史；确实是一道“窃珠者诛、窃国者侯”的罪恶与阴谋的轨迹。鲁迅先生曾在他的《狂人日记》一文中，悲愤满腔地呼号道：“满本字缝间，都写着‘吃人’二字”。
经过两千多的熏陶濡染，专制帝王的罪恶阴谋之毒素，业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成为国人人格构成的基本元素。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血浆与专制毒素的复合液；我们大脑里存活下来的，也是被专制毒素污染的神经元。
也由于我们继承了我们祖先太多太多的东西，这就造成了被柏杨先生称之为“酱缸文化”的社会氛围。多少世界优秀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智能之成果，一旦来到我们的土地上，就变形走味。从而变成了一些面目全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中国人“革命”了一百多年，不但没有战胜专制主义的阴魂，反而被专制主义的阴魂所吞没。直到今天，腐朽野蛮的专制恶魔，无时无刻不萦系于所谓的“革命者”的脑际。竟似附骨之蛆，挥之不去。
中国人的生命极无保障，也许很多人没有深切的感受。这不是中国人不爱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也不是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乃是“身处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缘故也。
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哪个不是天经地义地认为：“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众多的专制帝王们，有几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万里长城的修筑，的确可以称得上秦始皇的“丰功伟绩”，但却是数百万百姓的尸骨，拌着血泪砌筑而成的巨大建筑。它哪里有一丝值得自豪、赞美的价值？在我的眼里，它只是孟姜女给修筑长城的丈夫冬送寒衣，而只能看到丈夫的一堆白骨的血泪记录。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昼夜开掘，急如星火”。多少鲜活的生灵，埋骨于运河两岸？多少父母，失其骨肉？多少妻子，失其丈夫？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不是为了沟通漕运和便利物流，乃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那玉树琼花、酒池肉林的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
张巡守睢阳，他除了杀掉自己的小妾以飧军士外，还杀掉城中老幼三万多口，以充“军粮”。几乎将城中百姓杀光……最终战败被俘，连叛将都觉得此人太兽性、太残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残忍的兽行，还得到专制统治者的高度褒奖，也得到中国士大夫的热情颂扬。特别是著名散文家韩愈，更是对张巡钦佩得五体投地。（参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六》；韩愈《张中丞后叙》）
朱元璋的“淮西军”，嫌一个个杀人剔骨剥肉，效率太低。于是就用大舂将人肉制成“人肉膏”，以供他的“义军”的“军需”。
李自成为了训练战马，以便让他的战马闻到血腥味，就斗志昂扬、奋勇扬蹄，竟以俘获之百姓和战俘之大量鲜血。以饮战马。终于训练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队伍……
黄巢、张献忠以人为粮。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张献忠盘踞四川，天府之国，“噬无遗类”。
今天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说的“农民起义”！我实在不知道，“义”在何方？
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秦二世封闭秦始皇陵墓，一天之内就使二十万余役卒死于非命；北宋之末，人肉的价钱比狗肉还便宜；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死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
朱元璋阴骘刻深、嗜杀成性，不到几年，就将他手下之功臣宿将屠戮殆尽。仅胡惟庸一案，株连被杀者，就多达三万多人。
满清入关，实行“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杀人如破瓜切菜。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经济、文化、人文空前繁荣的历代名城，从此就从地图上抹去了，如古都扬州，到今天仍然无法恢复到当年繁茂。血洗济南、广州屠城等。广州城中被杀百姓白骨堆积，遂使城中“远望之如白雪”。数千万汉族遗民，成了满洲恶魔的刀下之鬼。
洪秀全蹂躏江南半壁，对于敢于反抗的城池，则屠戮净尽。全州城破，牛刀初试，一城百姓片甲不存……
中国从来是一个遵循着“屁股决定脑袋”规律的国度。专制统治者为了争夺或维护其交椅，或者是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残害了多少生灵？今天又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统计得出？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史家学者，从来也不注重这些被无辜残害的生灵。他们的白骨堆积，他们的血泪横流，一点也不能引起这些“史家学者”的兴趣。他们只要将兴奋的目光盯在当年外国侵略而犯下的几件“烧杀抢掠”的罪行上，自然能获得中共当局的嘉奖褒扬，哪管这些罪行还不及“自己人”犯下的万分之一。
再看看今天让很多人爱不释手的所谓“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吧。随便抽出一本中国正、稗、野史作品，何处不是“能胥舞文、巧吏弄法，上下其手、锻炼罗织，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狱纪录？何处不是钻营竞奔、寡廉鲜耻，贪赃枉法、残民以逞的教科书？
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命仍无一丝保障。继列强舰炮轰开腐朽专制的满清铁门之后，相继经历了洪杨之乱、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诸多战事？长城内外、处处硝烟，大江南北、血肉横飞，匪梳兵剃、警匪勾结……仅洪杨之乱，就使一亿多生灵死于非命；甲午之战，旅顺屠城，日本兽兵屠杀了多少生灵？南京一战，三十多万和平市民魂丧于日本兽兵的刀下；毛蒋内战，毛共发动“解放”东北的大规模战争。林彪围困长春，遂使三十多万长春百姓成为饿殍野鬼；三大战役，数百万生灵化作一缕轻烟……中国人民尝够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人间惨痛，看够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闹剧。闹剧的幕后，是国人的生灵涂炭、白骨山积。
在现代之中国，“蒋家王朝”的建立，曾使特务满天飞，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政策。蒋家皇朝垮台，毛家皇朝取而代之。遂使中国完全复辟了专制制度，从而将中国拖入更加血腥恐怖、更加独裁专制的泥沼之中。康生、谢富治、林彪、“四人帮”之流，更是把专制统治者的残忍野蛮和血腥恐怖，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井岗山滥杀“ＡＢ团”残害无辜，到延安时期的“肃反”运动的生灵涂炭；从“土改”运动中先分掉富裕农民的田地房产，再将他们当成“罪人”而受到大规模的虐杀；从开国之初的以“镇反”为名，枉杀无辜数百万人，到反胡风运动中，株连数万知识分子；从大跃进大蛮干中视民命如草芥，到继之而来的大饥荒，使五千多万农民成为饿殍野鬼；从“反右派”运动中将一百万多名知识分子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的“历史壮举”；从安徽一个叫王善生的医生在给大量浮肿病人看病时，只因说了“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被当场逮捕，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到广西上思武宣等县，将一百多名“地富反坏右”被充满阶级仇恨的“贫下中农”分而食之；从天安门前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诬为“*****”，而遭血腥的镇压，到张金柱『1』、王永强『2』等“大盖帽”之流的横行无忌；从全国多名打工妹被公安警察诬陷卖淫被关押和罚款，竟需到医院开出证明，证明其处女膜尚未破裂，来洗雪她的屈辱，到陕西青年李绿松，因揭露官员的贪污腐败，被丧尽天良的公安局副局长割掉舌头；从贪赃枉法风行全国，到四川、湖南等地多名农妇因为交不起集资、摊派款，而被如狼似虎的“干部”活活打死；从全国到处都是刑审逼供致人于非命，到将进城农民被当成“盲流”而遭到非法关押、驱赶和罚款……可怜中国的国家机器，业已变成了一架巨大的绞肉机。大河上下，何处不是小百姓的无常炼狱？长城内外，何处不是斗米小民的机关陷阱？
生活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小百姓们没钱没权也没势，见到这人间世上有太多的凶险和杀机，只能一味的忍让和躲避来保护自己。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种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冷漠和麻木。
试想，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自身生命尚且不暇自顾，哪有闲心管那种身外的不平之事？而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富有血性和良知，岂不是等同于唆使人们自杀或自残？处在这样一个极端恐怖的社会里，要求人们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社会、热心公益，岂不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人的人格特点，因有了太多的“奴性”，还不具有现代“公民”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公民意识，与民主社会西方国家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远；而中国的公民实践和公民教育，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呜呼！鲁迅先生如刀之笔的描摹刻划，林语堂、梁启超先生的精辟分析，笔者由衷钦佩也。
笔者无意为那些麻木冷漠的国人开脱辩护，而是提请社会有识之士：当务之急，不应只是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舆论遣责、法纪约束上，而应标本兼治地一面导之以舆论法纪，一面从根本上建立自由、民主、保障人权的符合人性和人道的政治制度，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铲除一切令人恐惧的政治土壤，认真培育国人的民主意识，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行使管理国家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只有把人民的尊严、人格、生命当成其自身生存价值的政府，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则只能是暴政和奴役。只有尊重人民之言论、出版、学术、思想等自由的政府，才能培植国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种对人民奴役暴虐之的政府，那种动辄以“恶毒攻击”、“阴谋颠覆”、“反对某某基本原则”而钳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学术、著作自由的执政集团，只能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人性良知近于窒息，只能赢得人们对它的绝望、愤怒和蔑视。当这种绝望、愤怒和蔑视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庞贝古城的命运，就是它的必然归属。也许这就是江三世“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思想的形象阐述吧？
注『1』张金柱，郑州市公安局干部(曾任公安分局政委)，于1997年8月24日酒后开车，撞倒苏东海、苏磊父子，其后又不顾群众的停车示意，将苏东海拖在车后逃跑1500米，致使苏东海半个脑袋被马路擦去。致人一死一伤，张金柱已被判处死刑。
注『2』王永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1998年7月22日酒后在水库洗澡时，因不满一名小孩的一句戏言，讥其游泳技术不佳，而将其扔入深水溺死。12月2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王永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