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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上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外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专家认为，外资涌入中国已从顶峰逐渐开始下滑，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恶性循环。(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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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商务部上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外资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专家认为，外资涌入中国已从顶峰逐渐开始下滑，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恶性循环。
| 中国银行 (AFP/Getty Images) |
外资减少
中国商务部报告说，上半年中国的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为28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半个百分点。上半年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建立的外国投资的公司有19750 个，比去年同期减少约7个百分点。6月份的情况更为突出，新建立的外资企业数目为4091个，比去年同期减少14.32%。
在中国外资开始减少的同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吸收外资的情况开始明显好转。印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的青睐。2005年，印度取代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零售业市场。
外资减少的原因
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先生分析，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中国的外资多数是以出口为主的，外资增多将造成中国的出口顺差越来越大，使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外商投资开始下降，即受此影响。
其二，发达国家的外资则因无法在中国国内找到规模符合他们预期的市场而感到失望。外商本来期望把产品输入人口众多的中国市场，但在中国逐渐推销产品的过程中，才发现中国的收入差距太大，真正有购买力的人群很有限，因此不得不考虑减少投资甚至撤退。
其三，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过程中，也遇到了中国投资环境中独有的一些麻烦，比如，腐败问题，各级政府任意制定甚至随意变化政策，地方政府官员盲目的过多的干预，企图给个人捞好处，给外商造成困扰。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表示，众多国际资本减少在中国的投资，与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化有关。首先是政策信号。过去，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是对外商给予各种减免税优惠。现在，“两税合一”已经进入立法阶段。外国投资者心中明白，“两税合并”就在这一两年间必会实行，于是纷纷另谋出路。
其次，资源条件的制约。以往，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最大吸引力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这些优势现在不复存在，劳动力价格随着中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土地更是由于稀缺而日益昂贵。这两者都导致成本上升。
此外，中国能源紧张，导致开工不足。而中国作为一个能源依赖型国家，能源的获得管道与价格更是随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波动而严重波动。
中国经济将恶性循环
称晓农指出，中国吸引外资，很多地方政府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政绩，盲目地比赛与争夺，但对于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将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并没有事先作充分的考虑。
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资，处于畸形状态，而由于制度不良，国内企业缺乏竞争力，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一旦外资开始减少甚至撤退，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可能出现萧条。多年来中国经济除了依靠外资带动出口外，还通过围绕吸引外资而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来带动经济增长。
一旦外资投资高潮退潮，那么单靠本国的消费需求就无法支撑经济繁荣，许多企业开工不足，会严重亏损。随着企业的亏损增加，银行的坏帐会进一步上升，政府的税收也会进一步减少，失业率将进一步提高，现在主要的征兆都已显现出来了。
而这种征兆的出现本身又将使外资进一步减少。中国经济整体将可能陷入一种走向恶性循环的态势。
评“外资威胁论”
8月3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的投资研究所在《中国证券报》公开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成立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严格审核”，以“防止外资投资带来各种隐患”。
何清涟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日渐抬头，民族主义者不断撰文表示：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外资“锁定”，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她指出，民族主义者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他们采取“骂贪官不骂皇帝”的犬儒姿态，只批评地方政府的昏庸与不为民族利益着想，却假定中央政府是英明与热衷于维护民族利益的。有意的忽视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引进外资政策的最大作俑者中央政府。外资进入中国的成本包括各种形式的贿赂，这一数额约占营业总额的10％，是中国政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纵容各级官员利用权力索贿。
其二，外资收购中国国企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而此前完全由中国政府掌控，从厂长、经理到普通工人全是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却已经历了从亏损、停产到破产这一过程。是中共专制政体及其官僚群体大肆腐败贪污，导致中国的民族工业垮掉。
其三，造成严重污染的主力并非外资，而是中国的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纵容私人资本对矿产的乱开发。
前景不容乐观
程晓农指出，所谓的“外资威胁论”，是中国的一批官员和学者提出的伪命题。中共的官员和学者动不动就抱着一种所谓的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总要把自己和文明世界对立起来，总觉得和中国制度不同的其它国家都是中国的威胁，中国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其它国家的挑战。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害怕中国的企业和外商合资后，中国政府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本质上是中国政府仍然抱着由政府支配经济、而不是让市场运转起来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政府插不上手就是问题。
从经济正常运转角度讲，企业如果能通过和外资合作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争力，对企业本身是好事，但却总被一些官员和学者看作是国家危亡之道。这是极为荒唐的逻辑。全世界只有共产党的中国才担心合资会威胁其生存。其实，中国企业之所以不得不通过合资来提升企业素质，根本原因是它们在中国的制度下无法产生健全的竞争力。不通过与外资合作，这些企业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
另外，中国政府希望让外资按照它的需要，操控外商为它服务。这个想法有时是一厢情愿，因为外商投资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是到中国捐款。中国政府又想利用外资为己服务，又害怕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力下降，因此常常会左右摇摆。
何清涟表示，还有一个中国政府不得不正视的原因，即环境资源恶化的约束。官方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70%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工业领域，且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只有20%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因此，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中国环境再也无法支撑过去二十多年那种掠夺性地开发。
她说，改革与开放，曾是中国自1978年来走向现代化的两翼，“改革”之翼已经折断，如果再将开放之翼斩断，中国的前景如何，不问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