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目前到中国的游客们迷惑于上海和北京的高搂大厦。像作者这样喜爱中国的人，一直观察了中国数十年，但是发现这个从前的人民共和国令人惊异的发展，能够掩盖矛盾并使人麻醉。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忘记中共所做的事。中国实际上经历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段持久的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时期。但这样一个时期却似乎太快地变成了像是与中国未来毫不相干的前奏。
文章指出，一个国家能够逃脱其历史重责是天真的幻想。保福瑞特的《中国的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一书的出版是对这种健忘形式的及时矫正。保福瑞特质问，为什么中国有这么“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同学相信这个国家最好不要回顾历史?”
保福瑞特1980年作为南京大学的交换学生进入中国，之后担任美联社的通讯员，最后成为华盛顿邮报的北京主管。他很适合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观察中国二十年，目击了我们时代一个最为惨烈的政治和社会大动动荡。
《中国的教训》一书追踪保福瑞特以前一些同学的生活，以高度个性、诚实、幽默和翔实的方式，说明中共在极努力的忘记过去和重创未来。这本书特别值得欣赏的是，保福瑞特不仅描述了今天的中国，并且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避免面对过去，而仍然能成为负责任的、或可能是伟大的国家?
当听说中国发生的无数虐待的传闻后，保福瑞特思忱道： “为什么在中国发生这么多这样的故事，似乎总是以坏人逃脱凶杀责任为结果？”他的答案很简单：党的领导禁止矫正冤屈的形式，并控制诚实的历史研究、讨论和反思。回忆历史遭到惩罚，镇压则受到奖励。
保福瑞特提出的更深刻问题之一，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对将来的影响。随着上一世纪对中国古老价值体系和特性背弃，中国一直在自我否定、自我改造的状态中生存。自从清朝的改革者在20世纪初首次开始质疑孔子价值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风暴。
在20年代，中国的5.4运动使知识分子与传统对立，并转向西方科学、民主及其后来的社会主义。在1930年代，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试图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合壁政权，但随着1949年毛泽东的胜利，中国陷入革命的“极权主义”。最后，在80年代，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带来国际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上层建筑特性的逆转造成中国的文化灭绝和方向迷失。
保福瑞特写道：“中国自从天安门广场镇压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它毁坏了自己的传统，而且“目前日常道德的真空妨碍着每一件事情”。当他走在一条最近发展的商业街区时，他想道：“有什么能够弥补中国的精神空虚？”
文章说，中国人在毛时代进行大量罪孽深重的相互残杀使保福瑞特深感不解，同时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过去和“资本主义”的现在之间出现的断层使保福瑞特感到困惑。因为只要还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公众几乎不可能清算文革的残暴行为，所以保福瑞特认为中国瞩目的崛起缺少道德核心，这使得他对中国未来会是如何踌躇不定。
文章说，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恶梦，是否有一个充分的公开道歉；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否有任何中国领导人像德国总理勃朗特(Willy Brandt)在华沙下跪忏悔对犹太人罪行那样象征性地下跪，向全国忏悔，这有关紧要吗? 的确（有关紧要）。如果在德国的格言现在是“千万不要忘记”，而在中国则是“千万不要记住”。
1945年，德国哲学家卡尔.杰斯泊(Karl Jaspers)在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就“德国犯罪问题”给出一系列大胆的演讲，他指出这个国家需要“净化”心灵，并承认公众“明显的在逃避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生活在悲伤中，我们大部份人具有那么强烈和深刻的悲痛，以致对讨论这个问题似乎变得不敏感”。 杰斯泊然后恳求他的同胞们了解，他们的悲痛只能通过“诚实面对自己”来加以消除。
在中国，哲学家或社会名人们不允许象同杰斯泊和许多其它德国人那样做出公开申明，因为中国媒体依然被中共紧紧的控制着。人们像这样诚实反思的机会在中国不久的将来似乎不大可能，更不用说整个国家的精神净化了。
文章指出，中共最后是选择面对过去还是继续“掩盖历史”，对于它的未来，几乎肯定就会像对于它的所有外资、技术转让、公开募股及现在如此打动游客并使其过去淡忘的高楼大厦一样重要。
保福瑞特以前的一个同学、一个在文革期间曾殴打和迫害过所谓“阶级敌人”的红卫兵战士，坦白地问他：“您认为在一个这种行为都能宽恕，不，不是宽恕，而是被强制捂住，的社会有救吗？您认为它能够自救吗？”
文章最后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尚未问到的问题，更谈不上答案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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