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余姓的年轻作家，文笔很好，出了不少书，口才较差，听说是个结巴。此君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近些日子发生众所周知的“拒郭丑闻”。
本来我不想参与到这个争端中来，一个是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没有争论的必要，一个是不想让局外的人看笑话，所谓局外人，一类是中共的当局，一类是一些国外的关注中国维权事业发展的朋友，法国的一位记者朋友听了我讲述国内民主力量“内争”的故事后，大感惊讶，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是很团结的。
实际上，社会进步力量的发展从来没有摆脱过争论，健康的有益的争论不可缺少，但是如果争论包含了个人的自私、懦弱、和偏狭并试图为这种卑鄙建造理论的营垒，就让人极度不痛快。
高智晟最近说放弃无谓的争执继续前进，我感觉高智晟原谅了这个余姓的结巴青年作家（以下简称“余结”）。
但是余结不屈不挠的向别人口上撒盐的做法，让人不仅要问：余结怎么啦？此君最近言论一是“两三辆车的跟踪夸大成二三十辆”一是“去娱乐场所找小姐被殴打反而说成是政治阴谋”
这里面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余结的两三辆车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是自己亲自去现场看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如果是现场看到的。为什么不公开你的调查报告，如果是听别人说的，你是听谁说的，你凭什么就相信别人的说法而不想相信高律师的陈述？
赵昕去娱乐场所被当地小混混殴打这个事件，余结也是经过调查了吗？余结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吗？
我曾经因为去看望高智晟被北京秘密警察逮捕。并写了一篇《一面》的文章比较详细的记述了全部的过程，但是后来没有公开出来，我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被关注的对象，我在当时也没有完全摆脱“无产阶级试图对我进行专政的恐惧”，同时也不愿连累一些我的朋友，不愿放弃自己一些潜在的利益，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不愿我的目前的生活突然被打乱。反过来说，如果我大张旗鼓的声张这个被审讯的经历，一定会有人在说我故意炒作了。
但是为了高智晟的清誉，我必须在这里说出来，当时对高律师监控的事实情况。我希望公开的争论和反对任何试图弄脏这副图景的人们。我想明确的划分善和恶。
根据我现在的有重点的回忆，当时我去那个麦当劳的快餐店见高的时候，周围的秘密警察早已经提前等待（高智晟开着的手机成了警察们的GPS定位机），两个年轻的便衣装扮情侣，在我们旁边默默的吃饭，这个划分为两个区域的快餐店的一半区域做满了神色古怪的顾客，一边打手机，一边盯着我，我预想到了可能的风险，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在我们的交谈结束，我走出店门的时候，门口四五辆私家车的人对我做出了反应：他们一下子盯着我，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后来被证实为便衣的小伙子充满了恐惧,我一直理解不了，为什么警察也会恐惧，他们对我恐惧吗？对高智晟恐惧吗？
我的单纯和心存侥幸让我放松了对这个细节的警惕，随即坐上一辆出租车向火车站方向飞奔，尽管在我走到对面的马路上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这几辆普通的私家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我准备乘坐的火车还有半个多小时开始发动的时候，六七个警察包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我结结巴巴地要求对方出示证件，他们坦然的回答不需要出示据说是还没有养成出示的习惯，无计可施的我没作任何的抵抗就跟他们来到了火车站的进出站口的温暖小屋。在他们忙活着电话报告抓捕成功的时候，我给高发了个短信：救援。那一刻，全世界知道我被捕了。一会儿的功夫我被转移到一个叫火车站派出所的地方接受审讯（严格来说，这只是法律上的盘问，但是北京的秘密警察把它搞得像个讯问），10个小时之后，我又被转移到了北京站派出所，并在那里享受了一个鼾声如雷的夜晚。早晨起来，我再度被转移到北京市网络监控中心，这种频频的转换场所的过程实质上是警方一贯的变相羁押手段。但是在无法预知未来的我感到了压抑和不自由的黑暗向我袭来。我在全部的侥幸消失之后对一个面对一个胖胖警察的谈话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心一横，反正要进去了，一切平衡都被打破了！――感谢北京警察对我比较良好的照顾，我来北京的每一次的体验都是不同，这一次让我特别感到北京警察人性化执法有了提高，这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一个细节表现。就我个体的经验来说，如果每一个公民被抓捕而面临像我这样的待遇，那么，我们社会的法治化肯定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如果我们的立法、执法的原则更加接近普世的价值，我想我们的执政当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局面可能会呈现。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能够对社会的向前发展产生我所认知的责任感，那么我希望我的努力，我的批评能够对制度的改进，社会的转型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在我继续慷慨激昂地宣讲，胖胖警察饶有兴趣地听的时候，门突然被打开，初春的寒风扑面而来，一阵大嗓子吼了过来，“你这孩子，又在这里折腾什么，还不快跟我走”！――我家乡的陌生警察、幸灾乐祸的熟悉的同事接我来了！
这个过程给我的结论是监控高律师的绝对不只是简单的两三辆私家车，而是一个庞大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协调性、高效性远远超过没有亲身经历者苍白的想象，高律师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公安朋友的透露，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在全国警方的监控之中，不论你走到哪里，当地的秘密警察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最近的距离靠近你。因此，赵昕的四川被殴打的事件，绝对不是偶然的。
此外，一个真正的勇敢而富有智慧的维权人士，在现阶段的环境之下，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所处的险境，他们都会特别的小心。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栽赃陷害，致力于选举的姚立法先生，自从1987参与选举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入过娱乐场所，党西村的维权农民领袖张廷夫自开始维权之后，再也没有沾过烟和酒。我相信赵昕先生的清白，但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给对方制造任何的机会。
余结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历史的代价，此君为了维护其第一个谎言又编造了数个谎言，统计学和经济学意义来说，维护谎言的成本是最高的。余结坚称，布施接见他们，是布施政府的一个偶然的安排，他们没有权力去决定谁应该见，谁应该不见。这种腔调给人的的感觉是余结把全天下都当作傻瓜（我想起了我在大学期间经历地一个故事，当时日本一家企业赞助了中国学生赴日访问的机会，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一男一女争夺很激烈，最后男生动用了一切关系争取到了这个名额，公开的说法是日本方面只要接受男生，那个很有实力的女生当然很失望，后来男生从日本回来后，向我们炫耀，我看到拍摄的大量的照片里有一多半是女生。余结的故事和这个如出一辙，呵呵）。我在这里说的是，为了安排这次会见，中美双方的进步力量提前几个月就开始酝酿，范亚峰在这里功不可没，而且，我在四月初的一次聚餐中，遇到范亚峰，范亚峰就很神秘地说，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其他人问什么机会，范说，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可能去不成了。虽然最后范亚峰还是没有去成。但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要发生。可是一个月后，这个本应该给中国民间维权带来希望的事件让余结之流彻底搅和了。
波兰自由民主的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现在还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
最后，按照此君最近答复赵昕先生的逻辑，作如下的结束：
姓余的很多，青年也很多，结巴也很多，作家也很多，请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不过如果你非得对号入座，是你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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