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04 02:52:49作者：
无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执政理念跟另一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可谓十分接近，但在推动政策的过程看，“大胡”胡耀邦跟“小胡”胡锦涛则十分不同。胡耀邦个人作风较为“进取”，他较多在改革路上扮演急先锋角色，全力为改革辩护，甚至不惜抛出颇具争议的课题；胡锦涛则偏向“防守”，他推动改革时，多以为模糊的包装出之，遇上反对意见时，他再作出修正，务求各方达至妥协。
应该指出，二人的作风各有优缺点，一个较合理的做法是，审慎判断形势，混合使用“进取”和“防守”两种策略。在八十年代，胡耀邦为了推动改革，每每语出惊人，例如他曾提出“全盘西化”，甚至亲自号召全中国民众吃东西时弃用筷子改用刀叉。胡耀邦此举乍看有点“无厘头”（不按章法），但其好处却是够具体，信息在媒体传播时十分有效，且能引起关注。以小见大，胡耀邦对带领舆论走向，为推革带来动力其实甚有功劳。
当然，这一招的缺点其实也十分明显。胡耀邦每一次抛出改革议题，就等如邀请其政敌攻击其一次。胡耀邦个人在中共资格老，党政军履历完整，且一开始得到邓小平支持，因此有一定自信去承担有关风险。可是，所谓谎言说了十遍每就成真，因此，邓小平听了有关胡耀邦的小报告太多，对胡耀邦的信心出现动摇，也属十分合理，也许，这就是胡耀邦在1986年中箭下马的伏笔之一。
到了胡锦涛执政，他的作风明显较为审慎。例如他每次每次提出一个新的执政概念，都每先加以悉心包装，避免争议，例如他同意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应有政治改革加以配合，但他不会高举改革大旗，只会将之称为“科学执政”。
胡耀邦面对不同意见，较多时候会是全力为改革辩护，相对之下，胡锦涛面对中共内部的一些质疑时，较少一味辩护，较多时候他会作出妥协，提出某些修正。
举个例子，2004年10月27日，胡锦涛曾高调出席红十字会的活动，外界多以为胡此举是要展示对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支持，可是，当中国内部有人质疑西方情报机关渗透这类不受政府领导的组织，推动和串连“中国版颜色革命”时，胡锦涛也会同意整顿他们称之为“社会团体”的组织，作为一种妥协。胡锦涛的妥协，无疑可以保持社会和谐，但结果却是：新政的原意已被大大扭曲或是给削弱，而社会上也出现缺乏改革动力的问题。
应该指出，胡耀邦和胡锦涛除了个人性格不同外，两人的客观环境也有所回异，因此二人在推动改革时的手法出现落差，也属可以理解。前述胡耀邦得到邓小平支持，且他本人在党政军都有经历，而胡锦涛虽得邓小平支持，但邓已作古多年，“小胡”面对一位外传有意继续垂廉听政的江泽民，行事上自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另外，在1989年六四后，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以“分裂党中央”这个宪法和党章都没有的“罪名”下台，中共达至“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所以，面对争议，胡锦涛面对的选项，除了妥协外，还是只有妥协。再者，现时中国改革已缺乏动力，沿海地区和地方政府过去是改革先锋，如今反成改革障碍。中央硬要推动改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笔者在此大胆提出，一个较合理的做法是，审慎判断形势，混合使用“进取”和“防守”两种策略。暂时而言，大部份时间胡锦涛仍需作出“必须的妥协”，但在关键的议题上，胡锦涛必须作有限度的攻坚，做成遏止反动力量的声势。
另外，作风较为拘谨的胡锦涛也有必要学习胡耀邦擅用肢体语言和形像化语言的技巧，通过传媒传达改革信息。否则，中国可能会重蹈晚清覆辙，改革太迟，力度太小，到要大改时已来不及。至于何时需“攻坚”，何时需“防守”，则要考验胡锦涛的政治智慧了。
应该指出，二人的作风各有优缺点，一个较合理的做法是，审慎判断形势，混合使用“进取”和“防守”两种策略。在八十年代，胡耀邦为了推动改革，每每语出惊人，例如他曾提出“全盘西化”，甚至亲自号召全中国民众吃东西时弃用筷子改用刀叉。胡耀邦此举乍看有点“无厘头”（不按章法），但其好处却是够具体，信息在媒体传播时十分有效，且能引起关注。以小见大，胡耀邦对带领舆论走向，为推革带来动力其实甚有功劳。
当然，这一招的缺点其实也十分明显。胡耀邦每一次抛出改革议题，就等如邀请其政敌攻击其一次。胡耀邦个人在中共资格老，党政军履历完整，且一开始得到邓小平支持，因此有一定自信去承担有关风险。可是，所谓谎言说了十遍每就成真，因此，邓小平听了有关胡耀邦的小报告太多，对胡耀邦的信心出现动摇，也属十分合理，也许，这就是胡耀邦在1986年中箭下马的伏笔之一。
到了胡锦涛执政，他的作风明显较为审慎。例如他每次每次提出一个新的执政概念，都每先加以悉心包装，避免争议，例如他同意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应有政治改革加以配合，但他不会高举改革大旗，只会将之称为“科学执政”。
胡耀邦面对不同意见，较多时候会是全力为改革辩护，相对之下，胡锦涛面对中共内部的一些质疑时，较少一味辩护，较多时候他会作出妥协，提出某些修正。
举个例子，2004年10月27日，胡锦涛曾高调出席红十字会的活动，外界多以为胡此举是要展示对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支持，可是，当中国内部有人质疑西方情报机关渗透这类不受政府领导的组织，推动和串连“中国版颜色革命”时，胡锦涛也会同意整顿他们称之为“社会团体”的组织，作为一种妥协。胡锦涛的妥协，无疑可以保持社会和谐，但结果却是：新政的原意已被大大扭曲或是给削弱，而社会上也出现缺乏改革动力的问题。
应该指出，胡耀邦和胡锦涛除了个人性格不同外，两人的客观环境也有所回异，因此二人在推动改革时的手法出现落差，也属可以理解。前述胡耀邦得到邓小平支持，且他本人在党政军都有经历，而胡锦涛虽得邓小平支持，但邓已作古多年，“小胡”面对一位外传有意继续垂廉听政的江泽民，行事上自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另外，在1989年六四后，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以“分裂党中央”这个宪法和党章都没有的“罪名”下台，中共达至“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所以，面对争议，胡锦涛面对的选项，除了妥协外，还是只有妥协。再者，现时中国改革已缺乏动力，沿海地区和地方政府过去是改革先锋，如今反成改革障碍。中央硬要推动改革，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笔者在此大胆提出，一个较合理的做法是，审慎判断形势，混合使用“进取”和“防守”两种策略。暂时而言，大部份时间胡锦涛仍需作出“必须的妥协”，但在关键的议题上，胡锦涛必须作有限度的攻坚，做成遏止反动力量的声势。
另外，作风较为拘谨的胡锦涛也有必要学习胡耀邦擅用肢体语言和形像化语言的技巧，通过传媒传达改革信息。否则，中国可能会重蹈晚清覆辙，改革太迟，力度太小，到要大改时已来不及。至于何时需“攻坚”，何时需“防守”，则要考验胡锦涛的政治智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