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了应该降落的时间，夜航的飞机还在半空盘旋。窗外全黑，玻璃上只映着自己的脸，全机的人大半都睡着，似乎没人关心机身其实曾经低过一回，又恢复原来的高度。
我讨厌长途飞行，并不是为了起飞降落的危险性、遇见乱流的惊恐等难以逆料的因素，而是因为无法在紧紧圈住身体的座椅上入睡，又不能自由舒展筋骨，总让我烦躁不堪。
短程飞行就还好，即使一直保持清醒也无所谓，正因为如此清醒，我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机身又低了，然后又再度攀高。
“各位旅客，”机长说话了，“现在因为千岁机场大雾，视线不佳，无法降落，请大家耐心等候。”声音非常沉静，像怕吵醒大家一样。
安睡的乘客们果然只是翻个身，不知听到了没，便又沉沉睡去。
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吗？我不知道。
搭机碰过乱流激烈冲撞，让茶水溅翻、置物柜晃开行李掉落的状况，也碰过因为机场拥挤只好在上空排队等待的情形，但在黑暗中碰到大雾是第一次。
原订降落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十分钟，飞机还在空中盘旋，高度应该不高，可是为什么全然不见地面上的灯火？所有的事情碰上黑夜，又多一层未知的神秘。
搭车遇上大雾我倒是经历过。十多年前因为参与拍摄纪录片的关系，从四川的重庆连夜赶车至万县，就在山里遇上大雾。入夜的山路没有其他的车，只有我们小车的两个头灯，在没有路灯的荒郊野地里亮着，大雾一来，根本照不见前方到底有没有路，还是断崖。
“所以呢？”工作人员问。
“就走着瞧啰。”开车的师傅回答。
这样开车感觉像是赌命，而且那师傅出生以来根本没离开过重庆，但我的担心却只一瞬间而已，好像再大的危机都会有“大人”顶着，反而有种冒险犯难的刺激，过不久乏了，就忍不住沉沉睡去。
现在我却有一点点不安。
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大概有初生之犊的力量，不会认为生命真的如此无常；也或许是因为尚未真正就业自立，所以身上没有太多可抛或不可抛的包袱与责任，未能感受生死的严肃。
而经历了人间哀乐，从青年到壮年，面对人生、担负种种责任，脱去依赖、成为被依赖对象的自己，已经没有过往的天真。
机身又变低，我想应该快靠近地面了，这时机头却忽然剧烈拉高，睡觉的人纷纷醒来。飞机显然是要回到空中，机长再度说话：“能见度太低，我们等候塔台通知。”真不敢相信机上的乘客居然又继续盖着毛毯睡觉，没有议论纷纷也不惊慌，非常安静。
这是东京飞往千岁的日本国内线班机，除了我和前座东张西望的西方人之外，其他的日本乘客都闭眼休息。
还好有那个西方人，不然我会觉得自己不正常。
但是，在夜间的大雾中降落失败三次，是要继续盘旋还是转降他处？没有人想知道答案吗？尽管如此，我也还是沉默地坐着，除了没睡觉外，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不晓得冷静算不算一种赞美，但我的确是的。虽然我也曾经是个爱哭的女生，碰到事情常常紧张害怕得想要昏倒，之后又为自己的表现沮丧得掉眼泪。但当我决定变得坚强，正面迎战外在与内在的恐惧，一路从青春年华里走来，就再也无法忍受在关键时刻哭泣或尖叫的女生了。
──因为那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
──可是那起码是纾解情绪的方式，比较健康。有人说。
──不过会让现场变得更棘手。我说。
──你的情绪没有破洞，别人就进不来，那多无趣。有人又说。
也许是这样吧。但至少现在我一点都不觉得去打扰空服员会有什么帮助。
机长又广播了，最后一次尝试降落。我把日语和英语广播仔细听了一遍，都没能理解所谓最后一次降落代表的意义。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是有转降他处的准备？机上仍然没有骚动。
有一瞬间我希望现在转降他处，那么我就可以观察这些人的反应，以及我自己的反应。我曾经因为一个人被迫降在美国不知名的城市中，一边害怕一边哭泣，所以立刻有善意的夫妇过来帮我。但现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开始在脑中模拟转降之后因应的步骤，不必、也不会等待援助。
低飞的机身被大雾包围着，从窗外依旧看不见地面的灯火，高度愈来愈低、愈来愈低，跑道指引灯忽然措手不及出现眼前，飞机就碰一声降落了，在茫茫大雾中急驶减速。
下机后大家不约而同都到了洗手间，好像忽然苏醒一般，我听见她们用高昂的声音讲着手机：──好可怕哟，刚刚。
──是啊是啊，差点儿下不来。
──嗯嗯，没事没事，马上就回去了。
……什么嘛。我笑了，原来这些人刚才都是在“假睡”呀。
那些看来“压抑”的反应也许跟民族性有关，但背后其实是有无限的信心吧。因为有信心，所以不必鼓噪不必质疑，只要相信机长就好。
我相信你，也只能相信你，会带我到安全的地方，所以安然地等候着。
那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低调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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