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岳北、王健民、刘振廷／在中共明年即将召开「十七大」前夕，越南政治改革的突破成为重要镜子，照出中国政改的困局。未来中共政治局常委为九人或七人仍缺共识，中共高层权力分配仍受制于「密室政治」，也走不出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与「恐怖平衡」。有关越南政改的消息被限制报道，但民间和网上已开始讨论，关于中国政改的研究报告及「党主立宪」政改方案也趁势推出。
今年四月来，越南突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全国上下为之振奋，举世为之侧目，而更受震动的则是与之山水相连的老大哥──中国。中越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在政治发展上已有云泥之别：当越共总书记通过竞选产生时，中共高层权力分配仍受制于「密室政治」，为未来的政治局常委是九人还是七人而明争暗斗；当越南竞选失败者可以从容再选国家主席之时，中共高层权力重组仍陷于「恐怖平衡」；当越南基层也开始实行透明的差额选举时，中国声称进行了十几年的基层民主仍然有名无实，广东番禺太石村的村民还在依法争取真正的民主选举；当越共政治报告事先下发讨论时，中共还在把它视为国家机密，记者若先报道会下狱；当越南国会实行质询并全国现场直播时，中国却在不断强化新闻管制、控制互联网。
今年四月越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举行了首次党中央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六十五岁的党内大老农德孟争取连任，但却受到时任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的挑战，虽然最终农德孟获得连任，但这个向来独专的政党能够开放部分政治权力，让外界耳目一新。
三阮成为越共政改新班底
此外，同样值得外界关注的是越南五六月间举行的第十一届国会九次会议。会议上，曾向农德孟权力发起挑战的阮明哲不仅没有因落选而「兵败山倒」，更不见任何「秋后算帐」的政治斗争，反而在四百九十六名议员组成的国会上获得九成四的高支持票，取代了六十九岁的陈德良当选国家主席。另外，五十六岁的阮晋勇接任七十二岁的总理潘文凯，成为七五年南北越统一以来最年经的内阁领导人，而六十二岁、被称为越共理论大师的阮富仲则接任国会主席。阮明哲、阮晋勇、阮富仲这「三驾马车」，被视为越共政改的新班底。
越南政改不仅限于高层，也在基层进行。越共十大新当选的委员有一半以上是新人，而且多数是年龄在五十岁上下的副部级人物。曾经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副总理武宽、外交部长阮怡年、国家检察长郭黎清等多名要员，均拒绝提名连任并告老退休。
长期以来，越共也像中共一样坚持一党专政，强调以经济改革为核心、政治改革稳步推进，但短短两个月，越南的政治改革经过了「元老下台」和「青壮接班」的翻天覆地变化，不仅震撼了东南亚，也震撼了中国，因为这恰恰就是北京的忌讳。
粤媒体抢时机报道越南政改
越南有勇气进行政治的革新，北京当局却没有勇气面对，甚至对此讳莫如深，有关部门最近下发通知，规定对有关越南领导人换届的报道，统一用新华社的通稿，禁止擅自组稿和自行撰稿。不过在此之前，广州的《南方周末》早在今年四月报道了越南「试水」政改的消息，其他媒体也小心跟进，有关消息已悄然流传。同时各种关于中国政改的研究报告也趁势推出，其中中央党校的「党主立宪」政改方案为各方关注。
对越南政改的有关消息，北京有关部门如此紧张，暴露了北京当局的不安与不自信。因为在越共迈出历史性一步时，中共正在为明年即将召开的「十七大」进行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各派政治势力正在为有关的人事布局明争暗斗。北京消息称，中共党内派系在「十七大」人事安排上的斗争焦点之一，在于政治局常委是保持九人还是减为七人。
中共目前的「九常委」格局，被认为是中共上届领导人退位之前的一项政治安排，是「新老交替」时期过渡的做法，却也埋下了一颗政治地雷。恰恰是这种密室政治、私相授受、九常委细分权力的政治格局，造就了这个只有「集体领导」而没有「个人负责」、只有「权」而没有「责」的怪胎；造成了九常委在有关领域的割据局面，一人一个山头，表面上分工明确，实际上是互相牵制、互相内耗，相互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可能被对方抓到痛脚，造成被动。
中共政治局常委无论是九人还是七人，但都难以改变其「密室政治」和「恐怖平衡」性质，这九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不但掌握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前途，也决定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这种「恐怖平衡」的结果，却使胡温当局在很多问题上束手无策，事倍功半，只能想民之所想，却不能急民之所急，替老百姓讲话伸冤可能被当成如胡耀邦一样的「自由化」政治错误。比如两年前发生的广东「南都报」冤案，就因为这样的体制而没有领导人敢打破格局进行政治干预，受害人至今还在遭受冤狱的折磨。因率先报道「孙志刚案」和「非典」疫情而得罪广东地方当局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和总经理喻华峰，当时被以莫须有的「私分公款」罪名拘捕，程益中后已「无罪释放」，喻华峰却被判重刑，至今还关在番禺狱中。
「南都案」已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更引起中国知识界和新闻界的极大愤怒，但由于各有分工和政治责任，政治局其他领导人知道有关情况后，好像也无可奈何。这种体制造成的内耗和官员不负责任也不敢负责任，结果是冤狱接二连三，全国各地走投无路的上访民众前仆后继涌向北京，民怨沸腾，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一个小小的火星引爆。
由于担心局势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当局更要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对媒体的镇压，造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越南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改当然成了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因为中共假如和越南一样实行「问责制」和「质询制」，很多身居高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恐怕就要真正担起责任，类似「南都案」这样的冤案恐怕就要大大减少，社会高度紧张的气氛也将得以疏缓，一个开放、宽松、透明和稳定的社会也将随之出现。
尽管中共中央对越南政改讳莫如深，强装平静，但民间以至于中共体制内的精英和智囊，却被越南政改急促的鼓声震动。最近，署名「皇甫平」的一篇文章《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在各大网站流传，该文章认为越南政改做得「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细致，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表达了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对越南政改心向往之的内心感受。邓小平南巡前的一九九一年，周瑞金和施芝鸿、凌河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发表系列文章推动改革开放而闻名于世。
皇甫平的文章总结了越南政改有五点值得中国借监，包括强化中央委员会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监督、质询制度、差额选举和资讯公开等。实际上，中共理论界和智囊近年来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探索和研究。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后，中共开始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试图以党内民主为架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带动人民民主。今年「七一」前夕，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对媒体表示：「党内民主的实现将对人民民主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党主立宪浮出水面
六月中，一份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出现在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该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司法有限独立等等。由于这份报告体现了一党专政下的「宪政」模式，因此被民间戏称为「党主立宪」，不过有人认为这种「党主立宪」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君主立宪」。一党专政下的「宪政民主」与「党内民主」虽然都可能是中共政改的方向，但都只是过渡性选择。值得关注的是此报告零四年就已完成，而在两年后的十七大前夕推出，非常耐人寻味。而在今年四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推出专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些研究分析报告的相继推出，难道是越南政改急促的鼓声催生出来的？难道仅仅是中国学者和老百姓的心声？
越南政改不但在中国政界、理论界掀起一股风暴，也在民间、海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国内的博客上，不少讨论和留言都表示了关注和向往。但不少国内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改革虽有成就但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政治上的稍微放松都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此主张政治改革应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虽然这种观点有为当局辩护的意思，但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海外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改革还不具备越南这样的条件。从中共发展历史和现实形势看，有人认为中国「密室政治」的传统和列宁主义的影响，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敢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共高层无论是对于国家和民族，还是对于领导者自身，都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中国不是越南那样的小国，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每一举动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没有十分的把握他们是不敢轻易在政治发展上下注的。从他们个人来看，中共历史上政治斗争之残酷，使得他们产生「宁左勿右」的历史惯性，因而在政治上的改革慎之又慎。
海归派促进越南政改
此外，「海归派」在越南政改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海归派」登上政治舞台比越南晚了半代人。八十年代以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派」虽然成批回国，但由于「六四」的原因，海归派在政治上一度遭受挫折，中共十五大以来调整了政策，海归派获得重用，但到目前仍集中在副部级位置，而且以经济岗位为主，显然他们很可能在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中唱主角。
也是因为「六四」的原因，中共领导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相比之下，越共从一九九一年党的七大上就开始反思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若是光靠经济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话，会使经济改革陷入「躁进与缓慢间的拉扯」中。邓小平虽然早在八十年代也提出过类似命题，但是「六四」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在九十年代中断近十年。而越南九十年代不断反思，开始党、行政体系、司法体系等改革，一直到现在飞跃性的迈进。
越南是不是正在超越中国模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改革道路？还是越南的政改之路，中国迟早要走？曾向越南输出革命，又向越南提供经济改革经验的中国，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经济改革瓶颈，已经不能对越南政改置若罔闻了。越南能，中国到底能不能？越南政改的效应正在神州大地上发酵。
越南政改自上而下，党主席差额选举是关键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谢晓阳／越南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学界也引起讨论，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林锡星，日前接受《亚洲周刊》专访，谈到中国与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在越南这次政改中，你认为有哪些地方值得中国借监？
越共政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党主席（越共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这是越南共产党迈开党内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共这次改革基本上是一项由上而下的改革，与中国大陆由基层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开始的改革不同。这些，都是中共进行政改的时候可以参考的。
中国和越南在经改和政改的步伐有何不同？
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放经济搞改革，而越南则在八六年才开始「革新开放」，比中共晚了近十年，可以说，在经改上，越南是中国的学生。但在政改上，中共多年来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反而今年越共十次党代表大会，在政改上有非常突破的成绩，就很值得中共学习。
能否简单总结越共这次政改的特徵？
越共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切切实实的步伐，特别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上，做得既积极又稳妥，既大胆又细致。简单来说，它有以下特徵：一是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二是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三是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广泛吸收党内外智慧；四是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和资讯公开化。其实在「十大」上党的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产生；五是越南国会规定专职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避免兼职代表过多「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真正发挥民意机关的作用。
越共这趟政改的背后动力有什么因素？
凡是经济改革走到一个新的阶段，都必须面对政治改革的问题，越共也不例外。越南的经济改革已经走了二十年，应该走到一个新阶段，是时候考虑政治改革了。现在领导越南的三大巨头，包括新任的国家主席、总理和国会主席，都是属于青壮的改革派力量，他们具有经济改革的经验，也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其实，越南的贪腐问题也非常严重，我相信，在这波政改之后，高层会集中力量打击贪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