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1875年的同志社大学是日本京都地区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德富苏峰为该校早期毕业生。为纪念这位文豪，在大学图书馆中，专门设立了“德富文库”。
“德富文库”的一件藏品——罗振玉书简长卷。在大约十余封写给德富苏峰的信函中，所谈基本为借书、还书事。1909年五六月间，罗振玉曾奉学部之命，赴日本调查农学，暇则访求中国秘籍。
既见罗振玉手书，遂乘兴寻访其于净土寺町构筑的寓庐。罗氏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12月，以遗老身份再度东渡，王国维全家亦同行。
王国维侨寓京都的时间虽不及罗氏长，却也有四载余。在此期间，其学术研究的倾向发生转变，兴趣由哲学、文学趋向经史考据。罗振玉的影响自是不小，而王氏幸逢敦煌文物与殷墟甲骨等新发现的史料大批面世，也有力地促进了其学术转向。1917年，王国维归国后的第二年，便汇集近数年所为文五十七篇，编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二卷；1921年，又选辑十年来治学文字及新诗旧词，厘为二十卷，题名《观堂集林》，刻板印行，显示了其国学研究的深厚功力。王国维之别号由早年的“人间”更易为晚年的“观堂”，室名亦有先时的“学学山海居”与日后的“永观堂”之别，其实王国维别署“观堂”，当与京都的永观堂有关，待我参观此寺，才自认为解开了个中之谜。
永观堂乃日本净土宗西山禅林寺派的总本山。公元855年，真绍僧都创建禅林寺，后因永观律师(1033-1111)之德望，该寺得名“永观堂”。寺中供奉的最有名的宝物为一尊阿弥陀佛立像。它与一般寺庙中正面垂目的标准像不同，向左侧回首，似有所瞩望。此中有一段传说：永保二年(1082)二月十五日做早课时，永观律师正一心一意在殿中念佛绕行，阿弥陀佛突然从法座降下，现身在前引领永观。永观不觉惊呆停步，阿弥陀佛于是左顾招呼永观。这一形态即为永观堂独特的阿弥陀佛像所本。
此寺初进，似很狭小，然而愈向里走，愈见深阔。寺后且有小路，可登山远眺。适逢旅游旺季，永观堂却是难得的清净处所。比起游客必至的清水寺、金阁寺，永观堂显然声名黯淡得多，连同行的两位京都大学博士生与硕士生，也未曾到此拜观过。而其地距王国维常往看书的京都大学并不远，平日散步，可随便走到。从“观堂”与“永观堂”的使用时间看，已在王国维旅日之后。王氏1912年秋有《观红叶一绝句》：
漫山填谷涨红霞，
点缀残秋意太奢。
若问蓬莱好风景，
为言枫叶胜樱花。
可惜我们来得早了一些，枫树尚在变色过程中，只有零星几株枝头悬挂着红叶，颜色倒比北京香山经霜的黄栌叶鲜艳得多，只是仍然无法一览“漫山填谷涨红霞”的壮丽。
康有为·长懒园
神户梁启超故居，1906年的阴历十月，梁启超从横滨移居到“兵库县须磨村怡和别庄”。其后我查阅了曾与康有为结邻的鸿山俊雄所写《须磨与康有为》等回忆文章，附刊的院景照片及文末的注释均指出，我认定是康、梁共居的房屋，地址为“神户市须磨区千守町一丁目五之六号”。
故居的院基建在一片长方形的坡地上。透过铁丝网，可以看到院中未及清除的残石，那应该是《须磨历史》中描述的有池有水的纯粹日本式庭园的遗存。
从已经拆去围墙的大门左侧跨进废弃的庭院，立刻发现门柱背后的树阴下，有一半人高的石墩，外表粗糙，圆形的顶部浅浅地向下凹陷。
穿过长满荒草的院子，走到行车道边，在如今已无踪影的院墙位置上，立有一块写着“标识”二字的建筑计划方案。房主打算在旧地上建成一座公寓楼。
一九一二年……康有为与三太何旃理住在日本神户须磨的双涛园。双涛园是华侨麦家的别墅，梁启超也住该处，康梁是师生，比屋而居，朝夕会面，康有为在不少信札、日记中记载这段时间的生活，引为欢乐。该年夏历三月初五日，康有为在须磨双涛园做五十五岁生日，宾客甚多，非常热闹。美中不足的是三太何旃理年仅二十二岁，是在美国生长的华侨，见多识广，英文又好，而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四十四岁，出身封建显宦家庭，自视甚高，因此相处不融洽，康有为因之与梁启超分居，迁去须磨湖边。
只是在寻访的当日，留在印象中的惟有两家相处的龃龉，而并未在意分居后康有为的去向。1911年，康有为于“五月十一日，重游日本，寓须磨门人梁启超之双涛园，自筑小楼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1912年，“二月，自须磨双涛园迁近月见山下须磨寺侧公园前”，“旋又觅得须磨湖前宅，僻地幽径，豁为大园，颇擅林池山石涧泉花木之胜。是园旧名长懒别庄，以梁启超之请，改名奋务园”。据此，长懒园显然是康有为迁出双涛园之后的寓所，直到1913年11月归国前，他一直在此居住。
梁启超借寓的双涛园，位于现在JR须磨站的东南，沿着须磨浦海滨的一带松林中。而康有为移居的长懒园，则在靠近须磨大池的山坡上。在我重新翻看的坂出祥伸著《康有为传》中，说得更明确，长懒园地处“日本国铁须磨站之北”。如此，我去长懒园寻找双涛园之举，恰可用“南辕北辙”来形容。坂出祥伸先生还描述了长懒园的今昔变迁：这所“沿着溪流盖的房子，现在为经营毛纺商三条胜二氏所有，房屋一点也没变，大门玄关与房间都一如往日，但建坪少了一倍。其中有翻译兼秘书的房子，及横跨四座桥以池为中心的庭院”。
由康有为晚年弟子蒋贵麟辑录的《日人所藏康南海先生遗墨》收有五通康氏1913年写给柏原文太郎的信。其寄发地址为“日本兵库县西须磨六十番游存别墅”，那正是昔日长懒园的门牌号码。
李鸿章·格兰特纪念树
说起中国菜在美国的流行，一百年前访美的李鸿章可算是一位功臣。梁启超步其后尘访游纽约，强烈感受到李鸿章带来的旋风：
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
被梁启超刻画为“举国嗜此若狂”的杂碎馆系列产品，在今日任何一家中国餐馆中都已不见踪影。不过，并非意味着李氏行踪已“事如春梦了无痕”。李鸿章1896年的游美虽只区区九日间，至今位于纽约曼哈顿岛北部的格兰特陵园中，却还留有他当年栽种的纪念树。
李鸿章的名字竟会与1885年故去的第十八任美国总统、国内战争中的北方联邦军统帅格兰特连在一起，的确显得有些古怪。读过《李傅相历聘欧美记》，方解开个中之谜。原来格兰特总统任满后，即在其子陪同下环游世界。路经天津时，李鸿章曾予接待。而此番会面并非寻常应酬。据王芸生编著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钩稽的史料，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津之日，李鸿章即与之相见。因其时正好发生日本吞灭琉球、置为冲绳县的重大事件，中国力争不成，清政府与李鸿章于是希望借助行将游日的格兰特之名望，劝说日本放弃前议。而一个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其实未必有李氏想象的伟力。但有此一段因缘，李鸿章抵美之日，格兰特之子便也专门登船迎接。礼尚往来，李鸿章因此专程拜谒格兰特墓，以示景仰。
这座陵园现在属于国家纪念地，距我们所住的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区很近，步行前往只需十分钟。往访正是黄昏时分，白色的纪念堂镀映在柔和的背光中，平添上几分肃穆与神圣。先进入大厅，参观存放着格兰特将军与夫人遗体的石棺及两侧圆形纪念室刻满整壁墙的战役图，在东边的玻璃展柜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两张中国早年官方谒陵者献上的名片。而心心念念所要寻访的李鸿章手植树，却直待走至后园，在浓荫蔽地的树林中绕行一周，“蓦然回首”，才发现它正在“灯火阑珊处”。
那是两棵枝干扭曲的矮树，姿态如此瘦弱猥琐，尤其是夹在周围挺拔的树木间，令人简直不敢相认。树前安放的铜牌，却不容置疑地道明了其高贵的身份，文曰：
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一方铁栅栏将这生命力萎缩的百年树种围护起来，两棵同样憔悴的植株又如难兄难弟挤挨一处，使人无法分辨其真正出身，我们只得一并归入李鸿章名下，在夕阳的余晖下为其拍照留影。
杨儒的铭文中其实存在着史实的错误，李鸿章拜祭格兰特墓的具体时日应是1896年8月30日，有出版于1899年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为证：
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
李鸿章祭墓之日，格兰特纪念堂尚未完工；而杨儒代李致敬种树时，却已在揭幕式举行过之后。1897年4月27日，正是格兰特将军75岁诞辰，纪念陵园特意选择此日举办落成典礼。中国大使随即代表远在国内的上峰前来植树，既表现了中国人的念旧之情，也是“循西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