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钟南山的知识邪用于中共，并没正用于中国。
众所周知，钟南山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医生、教授和院士——确有相当杰出的医学专业领域的知识。他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到英国进修。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81年回国。历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吸内科博士生导师等职，现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医学院院长、广州市科协主席、广东省科协副主席。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和广东、广州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呼吸学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显而易见，钟南山这些知识是中共“栽培”的，是中共给了他这些机会和舞台的。因此钟南山的医学技术和知识与其少年和成人的一生，都主要贡献给了中共。由于他乐于中共所用，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即宫廷御医。
1937年生的钟南山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中共所谓“新中国”的邪恶文化教育。1990年被评为卫生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获中共政府通令嘉奖，1992年获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称号，1995年被评为中共国全国劳模，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连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钟南山的整个获誉和参政历程都是为中共作装饰材料的。他对于他出生并扎下良知教育根基的中华民国似乎毫无建树。在知识为中华民族所用方面钟南山不如泛蓝联盟的小青年孙不二、张起等。一句话，钟南山的技术知识从来没有为中华民族正统的中华民国用过。
二、钟南山为中共邪恶所控制，离无耻尚有距离。
近日因为手提电脑被抢事件，钟南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针对广州治安的情况，他建议恢复收容制度和重惩罪犯。他认为：收容制度比较有效地管理了流动人口，不应该因为不该收容的人被收容了就否定和废除，自从废除后，广州无业游民不能有效地被群众监控，既无更有效的管理方式，不妨恢复。钟南山主张法律制度以好人为本，对敌人不宽容，要用严厉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
钟南山在社会问题上发表的上述意见，明显可见其头脑被中共邪知牢牢掌控。“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这句话，是毛式文革语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新版。把法律的设计对象分为好人和坏人，毫无公民知识和意识。所谓用严厉措施来改善广州治安的想法反法制，是以行政代宪政的中共“严打”思想。总体上看，钟南山的社会政治见解是古董。如此社会政治古董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政协里定然多数，国由此被邪控为中共国而非中国。
有人听到钟南山关于恢复收容制度和重惩罪犯的建议，直斥中国知识精英无耻，我以为言重了，批评不到位。钟南山上述建议背景是其电脑被抢，因其年老应付陌生人太多的城市吃力，出于自身安全角度以人民名义说话私心显然，却还扯不上无耻。公正地说，钟南山是一位社会意识还滞留在毛时代的老人，有雷锋似的好人观念和职业道德，跟流氓尚有相当距离，说无耻是情绪化评语。
三、钟南山良心在狭小的范围，并不在中国和人类大范围。
钟南山有没有良心？我以为是有的。人本善良，邪恶出自习性。钟南山如果在1949年去了香港和台湾，接受英国和民国的文化教育，社会政治见解应该不会像上面那样粗鲁，粗得像半坡氏族的陶器。钟南山是被中共恶意地拔高了，回复其本来的面目，我想他应该是一位好医生、好教授、好父亲、好爷爷，或许还是一位好丈夫。但他的良心也就在这些职业领域和家庭范围，充其量是位老雷锋。
说钟南山充其量是位老雷锋，是从他对恢复收容制度建议里显露的私心里推断的。他跟雷锋年龄一般大，应当认真地学过雷锋。他把法律设计跟公民权利和义务撇开，这种思维跟雷锋完全一个层次。雷锋做好事也是要分坏人和好人的，对好人像春风，对坏人则严冬一样无情。钟南山和雷锋做好事、做好人，都不是依照中华仁义道德正统，而是依造中共好党员的标准，一定是。我敢说，钟南山从来脑子里都没想过要给他出生和扎下教育根基的中华民国做些什么。钟南山脑子里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他的多项成果在评定之际一定会归结为党，无疑。在中共镇压六四学运和法轮功时，如果钟南山没事，良心一定让中共啃过。
钟南山广为传颂的形象是中共钦定的抗“非典”英雄和优秀共产党员，被中共装饰后用来遮掩真正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抗萨斯英雄蒋彦永的光彩。在甘于被利用和欺世盗名方面，我从没听说过钟南山有过一丝谦虚的表现和良心发现。
四、钟南山显示的是中共国里普遍的邪知分子现象。
钟南山的观点在中共国显然有相当的普遍性。据说，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许向阳就比较赞同钟南山的观点。在3年前，他曾撰文反对立即废除收容制度，并向高层上书要求把新救助办法重新改为收容制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侨新生近日也撰文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主张恢复收容遣送制度。这说明，钟南山的古董式社会政治见解在专家、教授和学者里并非特例。
应当说，钟南山、许向阳、侨新生等代表了中共国里反宪政反法制的专业型邪知分子现象。他们的上述建议肯定对自己有利，藏有私心。但他们不是用情绪性话语来表述意见，而用的是知识性语言。例如，收容遣返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在今后的收容遣送规定中应当加入司法审查内容以防悲剧重演，应当抑制这个制度伤害无辜者恶面以抑制管理有犯罪倾向的无业游民的恶面，等等。这些语言确有知识或学识，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却是用来反自由人权和宪政文明的。像“无业游民”这个词明显反公民权利，反宪政管理。
据说钟南山们的反公民权利和宪政管理的古董思想在网上有六成以上的支持者。一旦收容和遣返无业游民的制度再度恢复，唐子们、高智晟们可要当心了，法轮功学员更要受到野蛮对待了。罗干可以利用收容遣返制度把高智晟先收容起来有效限制其声音传递，后遣返到新疆戈壁滩上去有效管制起来。哇，厉害。
结语：欲做中国知识精英的人，当三退弃共以明志。
由钟南山引发的关于恢复收容的争执，实际上不过是中共邪知分子的内部分歧。只要与人为敌的中共存在，害人问题就数不胜数，老人们烦无业游民扰乱治安，青年们烦老人赡养负担，妻子们烦丈夫包二奶家庭分崩离析，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互相冲突，却都跟中共与善为敌相关。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和执政地位，解决这些问题就必定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互相敌视和反对。通过传九退三活动和平驱逐中共出中华，不以敌对关系组建社会，上述问题要么不存在要么不严重，存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中华仁道传统和现代法制轨道结合而解决。当我们用知识性语言表述对自由人权和宪政制度的共享和追求时，回避揭露和批判中共邪恶，必定彼此敌对。我们要通过这个揭批过程滤掉中共邪知，成为中国知识精英。
在恢复收容问题上，无论是否赞同，解决社会治安的渴望都是一致的。为此，就应该携手合作共同清除中共，彻底解决让人敌对的政策、政治和制度问题。“无业游民”扰乱社会的问题，说到底是中共歧视农民和异己分子的邪恶暴政和骗政制造的。如此不把国民当公民对待的制度，在中华民国时代、在台湾今天为何没有？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实施把部分人当敌人专政的邪恶制度。如果我们欲以知识性的意见来探讨一条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道路，首先应当积极加入传九退三活动——传九揭中共邪恶，退三（党团队）弃共——以明做中国知识精英者之志。
骂钟南山是可耻的中国知识精英，其思维还拿中共当中国，被中共邪控着。别骂钟南山。去跟他说说九评和退党，建议他学习广州蒙琦公开退党。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