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和此后，我还写了《社会敌我主义－－中共的死路》和《中共文化教育是在教人练邪恶功》，已经探索过个中究竟，在《中共毁中华三个步骤》等文中我强调历史上多年的国共斗争是人魔较量，对中共毁中华的原因或能量已经有所交代。不过“邪魔”、“魔智高过理智”、“练邪恶功”等词语可能有些打人脑壳。此文试图以更为明晰的话语、系统的思维来回答中共何以能够毁中华这一问题。
中共之所以能够毁中华，主要在于它散布共产下流主义和社会敌我主义邪恶思想卓有成效，狡黠地满足了中华政治大儿童急切的心理需求。
一、共产下流主义勾起了中华小人中流氓对财色的无限贪欲。
共产下流主义，是我受艾迪先生“下流的共产主义”一词启发而自撰的一个概念。中共信奉的马列共产主义，在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包装下，精致地包装了人类古而有之的“公有共产，天下大同”的空想。正如艾迪先生所说：“本质上、核心上、骨子里，共产主义所强调的，所关心的，目标所指的，无非是一个字：产。财产的产，资产的产。把产作为主义，把产作为信仰，把产作为远大前景，把产作为终极目标……”这就是说，共产党的“公产主义”思想本质上在宣传“人为财死”的财产追求，即“鸟食主义”生活方式。
鸟为食亡的“鸟食主义”活法在中华一直是下流的小人生活。这种生活在剩余财产和氏族贵族出现的古文明社会的早期就有了。中华祖先管理这种社会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儒家“劳心者治劳力者”的士大夫辅佐皇权大一统政治。在儒家主导的两千多年中华社会里，人口占极少数的上智者创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文化，为情而死，为义而死，杀身成仁者都出自这个阶层。但在士之下被视为“小人”阶层的“农工商”们，人口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生活从秦汉到明清都不过“吃喝玩乐”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吃喝者，“民以食为天”， 玩乐者“民淫家人本”。
但这种大多数人的活法，在中华古代一直由中华儒家（与日俱进地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以习俗的私有财产制度和仁义道德之礼乐教化遏制着，并向上导引着，却在中共统治下被鼓励。反右和文革毁了文化名人和文人的尊严。瘸子资本主义看似丢了共产主义，其实并没有，丢掉的只是刘宾雁等人难舍的“天下大同”的空想，却由于国有资产的腐化使用和腐败瓜分，将“公产•鸟食”主义之中华小人“食淫文化”大肆张扬，使中国“人民”日益流氓化，无限贪求财色。在中共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共产主义基本死亡，下流主义却甚嚣尘上。
二、社会敌我主义满足了中共邪知分子垄断政权的政治需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这一思想写在上井冈山之前，却一直统帅着今天胡锦涛的心智。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就是辨别敌友的思想意识指导下的夺权或维权斗争，无论是共产党发动工农革命的阶级斗争，还是整肃异己的帮派斗争，或者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本质上都是以党或党头为界线而站队的敌我斗争和生死革命－－顺我者（为朋友）昌，逆我者（为敌人）亡。中共所谓社会主义在纸上和嘴上一直概念不清，但在实践上却从来都是毫不含糊的敌我主义，即社会敌我主义，永远敌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所以胡锦涛讲和谐社会，永远都是嘴上的玩艺。
从1927年到今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义一直走在建立、巩固和发展敌我社会的绝路上，走了80年啊。这是一条国家和民族的毁灭绝路。我在《中共毁中华三个步骤》，指出：“中共以无神论思想宣传、文化教育和政治运动掌控了国人心智（微观的物质世界），所以得以成功地把中国变成民国战乱国和流氓斗争国、淫乱国，毁了中华的安定、和谐和人一样的生活。在今天中共国成了高老庄，官民都成了猪八戒。”其实中共国一直还有一种景象，那就是一旦搞斗争，到处都是花果山，官民都是孙悟空。这种高老庄国花果山国最后必是无言的结局：毁灭。
中共社会主义惨无人道、残酷无比，中华民运和维权人士一直在批评，他们却不知道最清楚其悲惨和残酷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全力反对他们批评的中共及其党头。中共及其党头清楚却要坚持走这条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和专政的绝路，那是因为这是邪知分子垄断政权的惟一的路。大跃进一开始就在玩儿戏，却直到玩死了8千万人才不玩了。文革一年就整垮了刘少奇，却惯性地滑了十年。镇压法轮功三个月的叫嚣落了空，却还要弄出 “天安门自焚骗局”来抵抗，到今日苏家屯活体摘除学员器官并焚尸毁迹之邪罪被曝光还要硬撑。在中共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社会主义也基本死亡，敌我主义却从没松劲，就为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三、基督教近现代文明世界化是在为中共魔乱世界开道。
明知把对手当敌人整死的下场最终也会轮到自己，邪知分子们也要在活着的时候帝王般风光一阵。这就是江泽民（也许也是胡锦涛）的政治心理。如此视人类为兽类的邪恶灵魂，并不来自中华儒家的修养文化，也与佛家和道家的修炼文化没有关系。它来自西方基督教近现代文明世界化过程中科学和哲学的变异。当欧洲城市梅开二度时，新教的功利理性推动了科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走向世界。
罗马时期产生的基督教是教人博爱向善的修炼文化，后来被经院哲学和大学科学当作思想范畴和知识体系批判着学和理智地研究，结果就弄出了唯物论、无神论和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在反教会腐败中把斗争和革命当作历史进步的杠杆。当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腐败，反到激烈地否定博爱和良心时，就从无神论和科学迷信中邪恶地推导出马列无产阶级（城市流氓）斗争•革命•专政的邪说。如此邪说在“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工农联盟革命和独裁创造崭新人类文明”的邪念下进行“资本论”、“国家论”等学术研究，贩卖的却是只要一实践就必定显示出人心的邪恶和魔性的粗俗思想：良心不过人的鲜肉，人性就是阶级和党派的斗争（暂时的团结是为了永恒的斗争），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无产的城市流氓夺有产的城市市民（所谓万恶的剥削者）的命和产。确有良心的人被这些邪说的理论文字里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公有•大同”的空想蒙骗（林昭被骗一时，刘宾雁被骗到死）。真把良心当鲜肉的毛泽东、周恩来们也许起初也是受骗，但梦醒时分却认定人生就是活着，要对得起鲜肉就得抓权享用财产和女人。
毛泽东、周恩来们披着共产革命主义外衣，还比较隐蔽地或利用特权玩下流。到了江泽民、黄菊们脱掉共产主义外衣时，下流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主义。江泽民与宋祖英通奸，不惧全国人民知道，干脆就在人权即生存权歪理邪说下，引国民学猪狗一样活着－－都来捞钱财食乐和淫乐。这彻头彻尾的就是魔道生活。
结语：中共毁中华得逞是民国民主政治邪变的结果。
人类最原始的自由是可以选择修炼回天，穷人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信仰去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去修神道佛。这时候全世界都是王者治国－－时势英雄（强盗）成王败寇。到了近代，从欧美的市民文化里第二次出现公民政治－－选议员、选市长、选省长、选总统－－美国、法国的政治模式输入到中国便有了中华民国。
可是中华民国的美、法民主政治，一开始就发生了邪变：公民选举递进变成国民不断革命，三权宪政变成五权宪政，自由人权主义变成三民式社会主义，等等。这种所谓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的变异，当然是中国破落儒生•士大夫私心的产物。私心思变导引思邪、思恶。于是李大钊从苏俄引进掠产夺命的下流主义和敌我主义（十年后为此遭恶报，被张作霖砍头）。私产万恶，共产天堂。民国学生普选权还没得到，却在学校里得到这些邪知了。国共斗争其实是在争邪恶。
所有的邪知追求，基督教的上帝都不会理睬，但撒但（红龙）支持。所以，尽管共（他人）财产之杀人夺命思想在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主义，只在小人中有流氓邪统。却由于有撒但在隐形空间操控德国、俄国、日本等国际强盗祸乱中国，硬是让中共从无到有到壮大，到抢得大陆所有财产包括人口。“公有共产，天下大同”的空想，听起来很伟大、很崇高，也有“解放全人类”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等美丽话语的包装，引急切看到新中国的林昭、刘宾雁等政治大儿童蹦迪。中共操控毛泽东、周恩来们跟农民谈分田地，跟工人谈管工厂，跟章伯钧、罗隆基们谈联合政府，甚至跟马歇尔谈人民普选，谈什么都可以不做或做了反悔，这全看中共的私心私利需要。中共邪知流氓就这样把中国人民都带成了流氓。
总之，中共通过共产下流主义，把中国人异化为做家人有吃喝乐、异性乐就知足的动物。通过社会敌我主义，建立了永久的斗争社会和独裁政权，强制中国人做中共奴。于是，有着修养文化和修炼传统的中国人就被带上了即将与它同遭天灭的地狱之路。非真信神佛者，非三退的无神论者，恐都将作为中共分子遭神毁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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