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夏，前斯洛伐克总统鲁道夫．舒斯特（Rudolf Schuster）到加拿大西部观光，路经温哥华，我们有幸接待了这位斯洛伐克共和国首次直接选举的总统。交谈之中，他告诉我们，二零零三年一月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时，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出版了他一九九六年出版的Ultimatum《最后通牒》的中文版。
这本书写的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到次年六月间，舒斯特所经历的事。这期间，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俗称之为“苏东波”。那一年，东欧各国民主浪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国家纷纷瓦解，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十一月十七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丝绒革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推翻了捷共政权，十二月罗马尼亚共产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人民赶下台并遭到处决。
所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唾弃了共产党四十多年的一党专政，更制定了包括十三项内容的声明。而舒斯特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当选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他几乎是以记日记的方式，记下那个时期每天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这本书其实就是八九年十一月到九零年六月，一共七个月里面发生的事件。
去年舒斯特跟我们谈起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提起过这段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历史阶段，不过我实在很难相信，当年的江泽民竟然能首肯出版这样一本介绍东欧民主革命的书。于是在我的要求下，舒斯特不但寄来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最后通牒》，还寄了斯洛伐克原文版。
译文词不达意 避重就轻
记得以前读过很多苏联翻译小说，翻译水准都非常之高，但是这本从斯洛伐克文翻译成中文的《最后通牒》，却令我读得非常吃力，病句跟不通顺之处比比皆是，当然，这不能以大陆缺乏翻译人才论之。斯洛伐克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大陆从来就不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至此，恐怕还是别有原因。
译者在书前有一段前言，很可以玩味一番这“别有原因”。译者写道：
“近十多年来，该地区（指苏东地区）总的局势仍不大稳定，不时发生剧烈动荡，主要政党轮流坐庄，政府更为频繁，几个国家发生分裂乃至内战......地处欧洲地理中心的斯洛伐克，也难免被卷入地区政治激流的漩涡，情况与其他国家大致相仿。”
如果不了解苏东地区当年如何一举推翻了共产党的真相，还真是不明白这“局势不稳定”，“剧烈动荡”，“政党轮流坐庄”等等究竟是什么意思。
“十一月事变发生时，他（舒斯特）出任斯洛伐克议长，对事变持支援立场，对工作采取超党派态度。”
这个“十一月事变”，其实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废除共产党发生“丝绒革命”的历史时刻。这本北京出版的《最后通牒》当然不敢将当年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翻译出来。因此，有关这场丝绒革命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要的声明及文件，也就被出版者全都删掉了。
而删掉了这些最重要的内容，整本书就变得不伦不类，避重就轻，就好像谈到孙中山而不谈他的三民主义，不谈他如何推翻清朝封建帝制一样。显而易见，出版者删掉的其实就是最不想让读者知道的，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如何将共产党送入坟墓的故事。
删掉丝绒革命的十三条声明
以下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协调中心的声明，该声明具有法律效用：
．废除共产党具有绝对领导地位的一切条款
．设立民主选举的纲领
．吁请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真正代表这个社会
．要求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自由
．要求保障公民的营商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移自由以及自由表达个人愿望和享受公民所应有权力的自由
．吁请终止单一的共产文化教育及文化艺术要求保障司法与国家立法机构的独立
．吁请宗教与国家分开
．要求保障工会和学生组织的自由和独立
．吁请公民具有主权平等的权利
．吁请捷克和斯洛伐克民主联邦是为两个完全平等合法的民族（一九九三年一月，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分为两个国家）
．要求保障公民生活在健康环境中
．要求保障公民在学术研究中有平等的机会
作者舒斯特在斯洛伐克文版的书中描述这个历史大事件的时候，非常明确地将这一声明写在书的前面，这是那场丝绒革命的主题曲，随后，才有从那以后发生的种种争执、矛盾甚至冲突、示威等等。中文版则将主题曲删去，却译了大量捷共崩溃后，政府机构内的人事争执，令不明其背景的读者甚为费解。
尽管如此，中文版《最后通牒》还是避无可避地在书中交代了舒斯特的退党行动，“最终我于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七日告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之前还有几句铺垫：
“假如我今天说，我在加入捷共时不相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我写的就不是真话。父亲从一九四五年起就是共产党员，母亲是虔诚教徒，因此我们也去教堂，这在家里总的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不记得父亲对此持异议，母亲还为教堂管理祭坛，当地的牧师经常来我们家。” 从此也可以窥见，捷共当政之时，虽然对其他宗教嗤之以鼻，但还不至于像中共那样，将其他宗教视为邪教，赶尽杀绝。
《最后通牒》中文版前面还有一段舒斯特写的“短思”，那是特别为中文版读者写的自序，其中有一段话写得十分恳切：
语重心长 寄语中国读者
“即使中国读者看起来可能觉得，我在《最后通牒》一书中所描写的事物和事件同他们相距甚远，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虽然我们所拥有的生活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我们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善与恶到处都是一样的。我们逃脱不了自己的良知和行为，到处随身带着它们，也带着它们到另一个世界去。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度过一生，身后留下什么，以什么影响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我对中国人怀有亲近之感，他们谦虚，朴素，尤其是勤劳，令我感到亲切。生活从未善待他们，他们总是昂着头面对生活。难怪东方格言说，最强大的人是战胜自我的人。
我愿意以我喜欢的孔子的话，来结束自己简短的思考。孔子说出世界最伟大的真理之一，获得智慧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亲身经历，这是最难的；第二种是模仿，这比较容易；第三种是思考，这是最高尚的。我相信，我的这本书也会促使中国读者思考。”
舒斯特先生语重心长，以为他这本记述捷克斯洛伐克丝绒革命的著作，可以给与中国人民甚至中共一些实现民主的经验，起码也可以启发或影响中国读者一番，岂知经过北京的出版社三删五改，《最后通牒》已然面目全非，何思考之有？
（石贝：加拿大作家）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３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