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虽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国内却有大量资本外逃。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数额惊人。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
香港廉政公署2001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这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2001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
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由于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另有统计显示，过去3年，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飙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
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目前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 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朋友在伦敦读专科的儿子在电话中与笔者交谈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且“行有车，食有鱼”。北美的新下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怀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
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 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则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二）海内外腐败兵团合流加速黑钱外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逃往海外越来越成为中国贪官逃避惩罚的首选。而出逃的人数、级别、手段、都不断上升。而大量黑钱外逃的主要策划者，则是海外腐败兵团。目前活跃在海外腐败兵团，首推国内高级腐败分子的亲属们。纽约是中国官员子女的大本营，旧金山和西雅图次之。纽约虽然是中国官员子女的活动场所，但他们聚居处则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的高级住宅区。经常在纽约出没的高级干部子女，并无确切统计数字，圈内人士保守估计约在300人。
中国一些官员或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子女在国外留学，其生活之奢华、花钱之豪放，已经在国外传为“美谈”。另外一些官员子女则利用父辈的关系来经商、聚敛财富。尤其是那些口头上拼命反美反西方的中国官员子女，背后却把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到西方国家秘密账户。其实，这些人对政治大多没有兴趣，关注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女人、男人。选择在西方社会生活。
这些海外腐败兵团成员，由于与国内腐败高官关系甚密，搞起权钱交易来得心应手，腐败官员亦不必害怕自己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锒铛入狱。像原北京首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北方与海外腐败兵团共同侵吞国家资产；原广东人大副主任于飞为港商（其女婿）批条子征地都属此列。
在著名的中科创案中，两名股市“头号操纵者”品梁和宋焕良大量抛售股票后，亦携巨款潜逃海外。吕梁已经逃亡加拿大，朱焕良下落不明。广州市市政管理局、市政园林局副局长关建樟，先后收受他人现金港币73万元、人民币30万元，名义上都是为儿子留学积累学费，2002年出逃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塞芳和河南原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程三昌，都是悄悄在海外建立好根据地，然后开始行动，前者携款数百万元，后者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前者的妻子和女儿早已定居美国，后者的一个女儿则在荷兰扎根。
（三）中资海外机构俨然是官员腐败温床
海外腐败兵团的另一类成员，是中资海外机构的腐败分子们，这些中资机构由于缺乏约束，或者其领导是国内实权者的亲信，在海外的花花世界里，不少中资海外机构的领导都蜕变为腐败分子，有的更是直接把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海外。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一案、原湖北驻港办事处主任金鉴培一案，都是这类人所为。中国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
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他们在和外资企业及境外企业交易时，与外方相互串通，低估国有资产价值，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把一笔笔绿色的美元注入自己的账户。中国银行纽约分行3000多万美元违规贷款案，实际上就是内鬼通外贼、里应外合的产物。该案虽然胜诉，何时追回赃款只有上帝才知道。
美国主流媒体曾报道，洛杉矶、纽约等地的房地产业人士曾注意到一个可以高出市场价20%乃至100%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会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业内人士也透露，不少中资企业以巨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而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这些黑金只要在当时得到关键的内部人的默认，立马就能够除黑泛白。
（四）美国，贪官冒险的乐园
贪官外逃的去向大体有四类：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呆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但更多的外逃贪官把逃到美国当成一个重要的去向。
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载，美国、加拿大的许多大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供不应求，其中一个原因竟然是因为不断来这里的中国人需求量太大、太有钱。哪里有房子卖，哪儿就有成群结队的黑头发、黄皮肤、操着大江南北腔调的华人跑去参观。一些漂亮的豪宅，有的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许多人一次性出手，现金交易，提着装满现钞的密码箱前去付款，使那些靠几十年贷款，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瞠目结舌，甚至美国一些会计师、律师也对这些来自中国的富有的新移民感到震惊。这些豪宅的新主人，他们的钱有多少是通过中国的贪官之手挪动出来的，无从调查，但是应该不在少数。
（五）加拿大，贪官外逃天堂
透过香港出逃至加拿大，也是中国贪官常用的手段之一。因为香港在回归之前属于英联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属于英联邦的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手中有香港护照者可直接飞往加国，而把签证手续留在入境时办理。厦门远华案主犯赖昌星，就是凭着一本香港护照及这些便利条件逃入加拿大的。中国贪官外逃的目标盯上加拿大，是因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很容易接纳一个外来者，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拿到该国绿卡易如反掌。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加拿大，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何况，生活在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加拿大是非常舒适的。
温哥华早已香港化、台湾化，不论讲广东话、北京话、台湾话，都可以通行无阻，不必理会加拿大的英语与法语两种官方语言。如此环境，令加拿大的中国外逃贪官如鱼得水。当地房地产的交易，说明温哥华地区台、港、中国大陆移民风水轮流转的趋势。香港回归前，香港移民潮疯狂购置温哥华房产，他们有政治“难民”，也有经济难民。至1997年后，香港想迁移及能迁移者都已移民，接下来是台湾移民潮，在台湾泡沫经济未破灭前，多余资金涌入加拿大购置房地产。现在港、台移民及购产者锐减，新一代购买巨宅者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新贵，包括靠特权经商赚到大钱者、经济犯和侵吞公款潜逃者。
在温哥华市华人社区，都知道一对来自中国的梁姓夫妇的故事。他们年龄约40岁左右，用600多万元加币（3000多万元人民币）在温哥华最尊贵的住宅区 “桑那斯”，买了两块相连约1万多平方公尺（约3万多至4万平方英尺）的建地，聘请了温哥华收费最贵的洋人屋宇设计师，收费最贵的屋宇建造公司，建了一座室内面积达2万英尺（约7000多平方公尺）的气派尊贵的豪宅。这间豪宅用防地震材料建造，全屋电脑自动冷暖气空气调节及光暗电灯控制，单单为了拉一条三相800安培的电缆就花费加币25万。室内的设备应有尽有：自动温度调节的游泳池、电影院、全套意大利进口家具等等。这对梁姓夫妇在中国既非私营企业老板，也不是创业板公司股东，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财富来源，在温哥华市中心开了一间化妆品公司，生意清淡。生产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此掩人耳目。
中国银行开平分行的总经理及其他两名主管盗走5亿美元潜逃到温哥华后，均在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买下豪宅。赖昌星举家抵达温哥华约两个月，即在温哥华西 57街，耗资130万加元购入一幢连花园面积达1万平方公尺的豪宅。该区是温市著名的富人住宅区，居民原以白人为主，但近年随着大量华裔移民迁入，已渐 “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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