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的一月，似乎与蔡元培特别有缘。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山阴县城的笔飞弄，1902年1月1日他与黄仲玉女士在杭州结婚，10年后的1912年1月4日他赴南京任教育总长，再5年后的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就任校长；1921年1月2日夫人黄仲玉在北京病逝，他痛撰《祭文》一篇；1924年1月和1926年1月先后被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候补和正式中央监察委员；1933年1月3日他发函邀请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1月17日在上海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分会，他被选为执委……而我甚为看重的是1923年1月，这一年的一月份蔡元培干了一件事情，发了一个宣言，为寂寂无声的中国人权界抹上了一笔亮色。
“一件事情”就是辞职。我很喜欢蔡元培动不动就“辞职的干活”。1917年7月3日，他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个事情在中国教育史上已经很有名了；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这更让人感动。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这是反动军阀和政客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蹂躏人权、碾碎司法独立的行径。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
在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蹂躏人权的源头是政界卑污，政界卑污则干涉司法独立，司法失去了独立，人的权利则肯定得不到保障，一个人，一个公民就可以被任意逮捕、随意处置，最终就是那四个字：蹂躏人权。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对这样的世道还有什么话好说？只有“起而抗争”，只有实行他一贯奉行的“不合作主义”。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须抗争，必须不合作！没有抗争之耕耘，何来成功之收获？
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真实与虚伪、善良与凶残，时刻在搏斗。司法独立如果可以被“止要‘权’和‘利’”的行政权力轻易地干涉、一个公民如果可以这样轻易地被“逮捕法办”，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存在，还有什么自由存在，还有什么人权存在？蔡元培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余平生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意指他的愤而辞职并非出于与罗文干的个人什么关系，也非与彭允彝闹什么意气之争，“余之不平，纯为中央行政机关无端干涉司法所致”（见《蔡元培》一书第206页，崔志海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为一个与自己并无多少相干的人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是为“一个人”而不是为“个人”、“私人”，这可见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关心一个人，等于关心全世界；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蔡元培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看看当今之中国，哪里还有这样的校长蔡元培？
哲人有云：“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里纤毫毕现。
透过蔡元培的辞职和宣言，我们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而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则是那么大。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愤怒，才有人世大救续。人生之大愤怒，是与“小愤怒”有巨大区别的，它不是为自己的愤怒而“愤怒”，它也并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一种透彻的说理、一种沉郁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返顾的自身行动。而对于那些没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愤怒的人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大救续的行动的，而是安稳、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贵的宝椅上安享着安乐的。
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公众的自由；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公共的利益；没有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大众的权利；没有个人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公正；没有个人的平安，就没有国家的平安。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正是蔡元培的伟大之举，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他为了守护公民自由公正的空间，不惜让自己身陷可能的困境，这就是用人格创造人格、用人格创造公正、用人格创造权利、用人格创造自由。歌德有言，“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当今时代，为了最崇高的幸福，更需要呼唤蔡元培，呼唤大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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