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黎世报》评论说，那些经济上有成就的地区和城市认为没有理由克制自己、不利用一切发展的可能性。对水泥、钢铁、铝材、纺织品和其它产品的生产进行压缩，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对现有基础设施的巨大压力，如港口负担过重、若干地区在用电尖峰时电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努力避免生产过剩的现象日趋严重。
评论说，从去年工业生产和资本投资的增长状况，就会令人对这些刹车措施是否起到作用产生疑虑。精细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香港专家认为，在投资领域的安排方面，已有一些改善，但整体上还使人担忧。情势严峻的一个标记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利润率收缩。由于供需不平衡，今年价格将继续下跌，竞争将更为激烈，企业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新苏黎世报》说，中国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政府为刺激私人消费做出的努力往往遇到克制购买的顽强态度，加上最近几年许多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更助长了这一现象。行动电话的销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如此，在需要较大投资的耐用消费品方面，持币不购的情况有所减少。
另外，德国《商报》也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该报日前在每周的系列专题中，点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下已经形成的社会分化与冲突。
《商报》在“中国的社会冲突”文章一开始，就以一户农民和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庭做比较∶农民为给考上大学的儿子筹集学费，每天工作21小时，直至累死，银行经理的家庭则每月收入一万五千元，有高级轿车和别墅。
两个不同的梦想，一个同样的中国。这里显示了中国急剧变化的另一面。仅仅二十年，中国就从一个收入相同的国家发展成了一个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裂缝越来越深，2000年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2.8倍，而现在北京居民平均收入已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四倍。
《商报》说，中国是世界第四号经济大国，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贫穷的开发中国家。带着这样的矛盾，这个庞然大国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商报》强调，虽然北京领导人自八十年代初以来透过经济开放使四亿人口脱离了赤贫，但中国仍然有一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据国际基金组织的资料，中国农村的失业率高达30％。两亿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担任被压榨的民工。2020年之前，将还有三亿廉价的流动劳动力涌进城市。随着农村的荒芜，中国的城市出现了完全新的问题。
南方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