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许多人士也有这样的忧虑，搞市场经济，不可能不经历经济萧条。在不久的将来，当然谁也无法预测具体时间，或许就在人们感觉最好的时候，中国可能出现经济萧条。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经济未必是坏事，中国经济可能在经历了麻烦后才能真正产生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机制，从长期来看这也许是中国经济健康成长所必然要经历的。
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要讨论经济萧条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了。除了上帝，谁也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就象地震发生前总有一些征兆一样。这些对于我们的判断也许有些帮助。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做好准备。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许多现象显示出，这“三驾马车”可能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投资
投资显现出趋缓的信号。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宏观调控使得国内投资增速慢下来的同时，外资在中国投资的兴趣也开始有所下降，相当一部分外国投资者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今年前八个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进口增幅下降，意味着投资就要慢下来，所以不能再进口那么多。一些外国投资者开始舍中国而投资印度，他们认为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相对安全。外资的流向很微妙，一旦这些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资金在某一时段集体撤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
国内房地产业的投资已明显减缓，房地产热钱获利了结的情形已经相当明显。近几年房地产业成为推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主力，房价的飚升刺激了投资的迅猛增加，带动了相关产业，拉动了经济增长以及地方财税的迅速增加。长三角各地房地产业的投资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都占到20%以上。然而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同时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目前国内市场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后相关产业供求关系变化上，如钢铁、建筑材料、电解铝等产品的价格调整。也就是说，当以房地产为主要经济增长点的格局发生变化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又在哪里？
近两年形成的产能正在释放，但由于需求赶不上供给的速度，企业的利润率增幅和PPI开始下降。无节制的投资，盲目的扩大再生产，已经使得中国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行业展望报告认为，2006年行业发展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偏紧，多数行业利润将从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随着近几年投资形成的产能逐渐进入投产期，生产能力和总供给将进一步扩大，在总需求尤其是外需的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一些行业的发展将面临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
但是，相当多的人对所谓投资趋缓的信号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会掀起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法国巴黎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 “因为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召开，同年党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也将召开；2009年是政府换届；2010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中国会设法调控经济增长速度，让增长步伐在2006年放慢、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并在2008年以一片繁荣景象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从现在到2008年，投资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下降，但政府一旦认为这种下降过头，宏观经济不景气，政府便可能增加公共投资，开始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使经济重新提速。
政府当然可以增加公共投资，开始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然而政府大规模投资的效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过去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政府投资变成了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最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开始，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来提振中国经济。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 亿飙升到2002年的3000多亿。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一份报告内称：至2004年12月底，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累计不良资产为32654亿元。中国人民银行从2000年5月至 2004年11月，先后七次注资22250亿，不良资产值占存款的24.8％。
在一个权力和权力资本难以受到监督和约束的体制里，以大量负债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国民的未来（存款，国债、股票等等）。社会上已经形成呼声：“改革开放，亿万中下层民众二十多年付出努力，创造和累积的财富，都在政府国库中给官僚特权阶层无止境地侵吞了。且不说腐败所带来的恶果，就是这些政府投资到最后该如何消化呢？正如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警告的那样：这些投资到最后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然而出口业已是问题重重。
世界经济预测小组“Experian”的全球经济学主任达特博士表示：“中国壮观的经济变革是冒着掩盖一些严重和潜在的缺陷和政策困境的风险。中国投资热的冷却不会有任何重大补救的可能性。由于经济减速的财政系统表面的弱点和避免人民币大增值的困难，或通过通货膨胀或被迫升值，这个风险很少能有满意的选择来给予消除”。
二、出口
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官方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约达70%。然而现在出口市场也面临问题，今年贸易顺差预计全年将达到 1000亿－1200亿美元，而去年全年只有320亿美元。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进口国的中国，2004年净进口钢铁1500万吨，而2005年却预计净出口约500万－800万吨。同样的场景还发生在机电产品、纺织品和高能耗产品中。今年1到8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幅高达33％，而进口增长只有 10.8％。外贸顺差的激增，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
前面说过无节制的投资，盲目的扩大再生产，已经使得中国面临生产过剩的危机。焦炭、电解铝、水泥、玻璃、钢铁、汽车、手机、部分纺织品以及部分化工行业等供过于求的态势十分明显，煤炭、电力等行业供过于求的态势已经开始显现。供大于求必然导致过剩产能转移到国际市场，从而形成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增加。今年上半年顺差占GDP的比例为4.9%，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国内各种产品大量过剩，被挤压到海外找市场，是导致贸易顺差激增的主要原因。
企业正面临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利润减少、竞争加剧以及贸易壁垒的多重压力。美国、欧盟以及南美的贸易壁垒正在使中国企业遭受损失，而一些国家则因此受益（比如印度）。一些国家扶持印度这个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意图是使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世界石油价格以及原材料的上涨进一步提高了出口企业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压缩了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按照郎咸平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制造业的利润率平均只有5％，所以只要升值5%，跟我们出口有关的厂商们利润全部被吃光，贬值5％呢，跟进口有关的公司呢全部被吃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出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外国直接投资将减少；经济成长率会大幅滑落；银行坏帐问题更为严重；失业率上升；乡村通膨压力大增等。
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开始减弱，低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中国出口企业最主要的竞争优势。然而现在是一方面，一些国家扶持印度这个与中国处于同一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意图是使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无法发挥。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出现，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民工荒”已开始向内地蔓延，内地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因开始出现局部“民工荒”。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他领导的一项调研中说，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子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
我们的出口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78年到1998年，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28％，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中国的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口众多，潜在的巨大消费力和低廉的劳动力。而在技术上我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除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外，“中国制造”绝大部分还停留在组装加工业上。汽车的核心技术、电脑的核心技术、手机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制造业的许多领域中科技水平跟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在关键领域中还拉大了，特别是在信息产业、精密仪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大约90%的产业价值都产生在中国之外。
作为我们第一出口目的地的美国经济也面临问题。二十年前，美国还是一个债权国，现在，它却欠下别的国家高达2.5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人花的比挣的多，用于投资的比储蓄的多，消费的比生产的多。而世界其他国家刚好相反，他们将多余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并把多余的钱投到美国。中国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局面潜在的风险是，如果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国会怎样？当美国美国经济放缓，进而削弱它对外国产品和储蓄的需求时。中国有能力消费更多自己的产品吗，中国有能力消化更多的自有储蓄吗？我们的这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是否能够持续？特别当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及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时，未来的进出口贸易是否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消费：
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居民收入及财富水平。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服务给居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个人消费者必须面临养老、防病、以及孩子教育的问题，还要承担水、电、煤等公用事业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可能。因而造成消费者高储蓄低消费的心态，使得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目前已上升到46％。而7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的人均储蓄率只有6.4%。
在经济学上，一个国家的储蓄，就是产出中没有当期消费掉的部分。大家都明白，要扩大消费，进而推动内需，长远之计在于改变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同时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刺激消费。因为如果不能够先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结构性问题，那么居民的“谨慎型”储蓄不会改变的，消费是难以启动的。然而现实却是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
数据显示出，9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同比增长了约20%。2005年8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储蓄意愿增强，消费意愿下降，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人数为37.9％，较上年同期提高4.5％。居民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对预期支出和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
在国内，商品房及家居用品几乎是居民消费最大的一块，但是住房消费似乎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购买住房使得大部分人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的“苦力”，他们一辈子，甚至下辈子的钱，都被商品房给吞没了。尽管中国的房子是由世界上几乎最便宜的劳动力建造的，使用的是相对便宜的原材料。但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即使是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也并不算低。高企的房价和巨大的还款的压力使得居民不得不缩减其他消费开支。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作为消费支柱的房产消费的需求也开始下降，首次置业需求、改善居住条件需求、动拆迁需求、资产保值与抗风险需求、中长期投资需求都开始出现下降。有学者认为，由于未来的住宅需求无法吸纳全社会的巨大产出，即便今年不压抑房地产，明、后年也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严重供过于求将使房价不可逆转地持续下跌。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导致居民消费乏力、内需不振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并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大多数居民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增长缓慢的前提下，要想实现消费的升级实属不易。目前绝大多数民众收入水平低、支付能力不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国内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而这种财富的两极分化并非是市场经济使然，而是我们转轨经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当一个国家的少数人通过现有的制度缺陷占有社会大量或绝大多数财富时，整个社会的内需扩大就十分困难了。有需求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需求的支付能力而无法实现潜在需求，有支付能力的人则需求过足而无法让个人潜在的消费再扩展。在一个没有机会平等的社会中，不仅不存在社会的公平性，也没有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公平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财富就可能向少数人集中，绝大多数人的消费也就无法扩展。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隐约看到，投资、出口和消费都存在令人担忧的的问题，我们应该记住教训，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在长达十五年的强增长之后发生的，经济的强劲增长一直掩藏了潜在的问题。面对更高的薪水要求、更高的技术要求，更多的贸易壁垒，更多的汇率问题，更高的能源消耗，更大的贫富差距，更高的房地产费用和污染的环境，那么更多的增长能力来将自于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