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唐子之见，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指令，应该不会有人出来应战。首先，丁学良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没人会替大家来出头。这些所谓经济学家虽然都不够真格，但以最小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入这一利益算计并不会差。其次，真要回应丁学良也不容易。因为他得拿出自己“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实证性的研究成果来，而且这要经得起自由辩驳。这对于于光远、吴敬琏、何新等人来说，无疑难于上青天。因为他们做的不过是党政府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已。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官赐的，哪里有经得起敲打的研究成果拿出来让世界公认？
当然如果官方把这个回击的任务交给某位皇粮教授或者研究员，跟风的人立马就出来一大批。但不会有什么有理有据的回击的，只会有谩骂式的猛烈批评。
真实的情况是，头脑里连经济学概念还不得要领的经济学教授们也许还有胆量出来作狮子吼。当然不会让无知无畏者出来丢人现眼。对经济学真正有概念的或者有研究的人来说，应该知道丁学良在说什么，当他们回应之后，会问他们要什么，所要又是他们一定回答不出来的。所以整个学界、学人只好黄金般沉默。
不过，丁学良、郎闲平教授让这些“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的大陆学人难堪，也的确没有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如果丁、郎在中共党委领导的大学里任教授，情况可能更糟。两位教授不敢批评中共党委领导体制下的大学教育制度，只是对大陆学界、学人发威，实在也是孬种。
在中共国，只有经济学者，没有经济学家。在所有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领域里，应该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学者，没有学家。这才是“大陆学界的悲哀”、“大陆学人的悲哀”。谁只要在中共大陆大学里教授人文学科或社会生活，都出不了这个局。这个局是撒但设置的，具有原罪或者有业在身的人是跳不出来的。
在中共国，经济学过去都在前面加政治两个字的，政治经济学前面又要加马列主义的。这两加最后都统一到系党委书记或者大学党委书记领导上，而这些大小党头眼睛盯的也不是经济学研究，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或者政治局的什么文件。他们盯这些盯出来的想法是要领导具体做这样或者那样的研究的经济学教授的。这样下来，还有什么经济学家，只有经济学家者了。
中共国也只需要经济学者，不需要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的政治经济学任务就是批判所谓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就只有于光远为头的从《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材里学来的东西，说些“资本主义毛孔里从头到尾都是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陈词滥调，就交差了。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学隐去了政治两个字，到吴敬琏等学人那里也由宏观大话说些微观细语，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羊头下偷卖一些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授的书籍里学来的资本主义杂碎，不过如此而已。
中共要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只要学者不要学家。只要大学里系统学过经济学，论文是独自写出来的，人老实听话跟党走，又能够走好上层路线，这个经济学教授的职称就可以给这个人。只要党觉得这个人不是个刺头子，不是个喜欢标新立异却很会领会中央经济意图指示的人，很多课题就给了他，对外学术访问、学会研讨的机会也给他，允许他经常在媒体上露名。于是，这个人就成了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其实这个所谓经济学家的所谓研究工作，不过是指示自己的研究生或者麾下的其他教授从欧美经济学教授的研究成果里东抄西袭一些名词术语观点，结合中共国的所谓特殊国情－－经济状况、中央指示、政策精神等－－作些变化，汇成文章给自己，而后自己再加一些经验或者感悟之类的东西，南修北改之后，冠以自己的名字（仁慈一点，把助手、学生名字挂在后面），就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了。
中共国的所谓经济学家，其实就是这样一些经济学“学者”。他们连真正的经济学者都不是，又岂能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如此看来，丁学良的批评还温和了。
中共国不可能容忍“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出现或存在。依唐子之见，今天“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起码要敢于系统批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后有自己基本的经济学名词术语观点，不仅自成系统，而且有学派有学术继承者。然而，在中共国由于众所周知的专制制度原因，系统批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根本就别想在大学校园里立足，别想有讲台和研究室给他。这个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后面“自成系统”、“有学派有学术继承者”就更别想有了。
中共连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姐姐、大娘们都不能容忍，又岂能容忍有自己思想见解的真正够格的经济学家？在中共国，一个经济学家也别想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