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没有新社会，哪有新儒家？假新儒家随便安名就行了，真新儒家却惟有公民社会形成后才有可能出现。
一、儒家由民间走向官府－－儒学成儒教，走向学府为旧儒学送终。
有儒家前，有儒无家。在商朝，贵族之外有专职从事礼乐职业的儒者，在讲究贵族名分等第的人群中，细致地分别谁先起身谁后坐，对谁该奏什么乐。西周礼乐制度制定后，儒者成为专事礼乐职业的儒官，跻身于贵族之中。孔子的祖辈就是操作礼乐儒职的贵族，所以孔子对负责制定礼乐制度的周公始终感恩。那时候只要有娴熟的技艺就行了，不需要精深的学问，所以无家无学派。
两千五百年前儒家出现于春秋民间，周王朝衰落，官府的儒官下岗。为了生活，也为了复兴礼乐，孔子在民间兴办私塾学校，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是周礼的修正主义者，以人性中珍贵的仁爱来为有些硬的礼奠基，希望复兴的礼乐比较感性或女性化，让人际秩序里温情脉脉。孔子的煞费苦心被孟子领会得最好，以义补仁，早于毛泽东两千三百多年，就对那些只顾当下的诸侯们讲“为民” 的服务意识和“贵民”的“仁政”道理。至此儒家作为民间一个学派，学问已非常系统，弟子门生以孔孟为师世代相传，在民间为人师却希望再入官府做官。几百年里，这些讲仁义道德的私塾老师一直不移、不淫、不屈地为儒官上岗而努力。
四百年以后汉武帝时代儒学为官府独尊而成为儒教，尊孔孟为圣人，以儒官为师世代相传。一百零七年前清朝末年废八股科举，中华儒学由于国教地位丧失而由官府走向学府。政党政治出现，专事儒学礼乐和仁政的文人阶层不复存在。专事家庭伦理道德训练的文士阶层又没出现，儒家在民间已经消失，惟留儒经。
现今所谓新儒家都是假的。学府、学会里诸如郑家栋、蒋庆、康晓光等，不过儒者，无专门弟子，以儒经为师做学问，做中共奴才领薪水，既非公民也非君子，言行不一、人格分裂的生活，徒劳地等待中共行王道，一天天地为旧儒学送终。
二、有新儒家之前，须先有修正孔孟之道的新儒学。
当今所谓新儒家，除了人是新的，已非士大夫，讲的却还是士大夫时代的旧儒学。但是，无论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汉唐宋元明清时代，旧儒学面临的的现实都是小人除生存权其它权利全不考虑，女人群体并长期地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的正当职业外，与小人同类。孔夫子所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直是社会现况。
辛亥革命后，中华共和体制确立到如今将近百年，公民权利和义务明白地写入宪法，女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名分等级的精神篱笆尽管还在，但已是非法存在，只是因为潜规则还惯性地起作用。共和体制、公民入宪和女人就业的社会新象，需要儒家传统与时俱进地与之协调，即须有对孔孟之道的修正。
首先，需要由孔孟复归《易经》的新儒学而致良知，言行一致地做“厚德载物”的大胸怀君子，以“不同而和”、“宽以待人”的君子情怀与人相处。其次，表里如一地做“自强不息”的进取心君子，以“天道酬勤”、“与时俱进”的君子品格学习成长。再次，宽恕和自强的修炼中，“元、亨、利、贞、勇”五统跟“仁、义、礼、智、信”五常相结合，构成共和国君子教育之历史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基本原则。第四，仁义道德培育已不侧重读经，而侧重“智、仁、勇”原则生活化。
新儒学的品格修养里，“宽恕”和“自强”之先后不可绝对的机械化理解。“宽恕”先于“自强”，是适应民主共和需要的。多元化的议会里，如果议员们没有宽容异己者的品格，那街头政治便会不断最终会导致枪杆子说了算，就不会有“不同而和”的议会制度出现。“宽恕”而后“自强”，会内在地鞭策议员、官员在法治的公民社会里努力追求自我成长、人格完善。 “五统”对应“天、地、民（君）、亲、师”之“五道”，“五常”直接是“德”。五统跟五常相结合简化为三生活化原则－－智、仁、勇（这时的勇作德来修，不是“师道”之勇）。
三、新儒学哺育公民儒，真新儒家从公民儒中形成。
新儒学是为公民社会和议会民主服务的，为公民儒出现提供思想摇篮。
辛亥革命之后实行共和制，法理上法律中，国人都一视同仁地被当作公民对待，赋予平等的政治权利和义务。然而国人思想和行为中卑贱的小人跟高贵的君子怎能平起平坐？这个思想篱笆不从传统上给予撤除，只谈民主共和必将使人际关系日趋虚伪，求正义的亢奋者面对社会变革必将趋于浮躁和激愤，呈现暴力倾向，例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都喜欢做革命者，却没意识到先要做公民。
陈、李、鲁、毛等人的民主思想都是从法国和美国拿来的，没有从中华儒家的“民贵君轻”思想中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地拓展出来。他们学欧美讲人民，但青少年时代脑子里的民都是庶民（黎民百姓、小人草民），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使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人格分裂。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呼唤庶民的胜利，空幻地把平民暴乱当作了人民民主的必经途径。毛泽东一边读改良社会的书，一边坐轿子和雇人挑水吃，这就注定他头脑里的新社会不过是换抬轿和挑水的人。
从中华民国成立起，就当有公民儒学出现，剔除旧儒学中的庶民思想。如果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结合民国宪法和议会政治需要重新解释，养“浩然正气”跟尊民平等做公民相联系，并从男做家务、士拾垃圾等细微处着眼，撤除区别君子与小人的精神篱笆，使儒家的仁义道德成为中华民国宪法内容的思想基础。
共和国公民教育和制度体系里，儒生无一例外地要被纳入，使公民日增、小人儒日减，不仁不义和落井下石等邪性恶行即使偶有，也绝不可能污染社会风气。当儒生能在公民的权利主体和义务对象之授受关系的基台上修身养性，读儒书不为做官只为道德，就成了现代社会里的仁义君子。公民基台和民主善政确立，两代人之后就将去小人儒。此后，始有真新儒家出现。公民＋君子=新儒家。
如此新儒家复兴于中华民间，法治中国才有既“为政以德，星共北辰”又“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锦绣仁政出现，主体是民而非君。着眼当今中华大陆社会，惟有马列邪说和中共邪灵合成之邪教被废除，公民式君子也即公民儒出现并合法地自由结社开展活动时，才有真新儒家。公民儒品格基地上的新儒家将使儒学教化多元化，仁教、义教、智教、信教等都将出现，礼教也将获得革新。
四、公民儒宽容异己并完善自我，在各行各业做正大君子。
公民儒品格修养没有由西周而沿袭到近代的君子儒那样驳杂。君子儒修养有三千年礼教传统积淀，侧重在人的名分等级上辞让规定的遵守及其训练，由男和女、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君和臣、大官和小官等，早中晚不同，人前人后有别，烦琐得只讲礼不做别的还不一定做得好，虚伪地讲礼便带入小人意识，一生不停地向自我开战。君子儒修养舍弃权利，选择人治，妨碍做公民。
公民儒品格修养不由《孝经》开始，而由《易经》开始，侧重落实“坤”道之“厚德载物”和“干”道之“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厚德载物”之宽容异己的修养，从培养见微知着的预测力开始，到培养正邪交战不避风险的勇气告终。“自强不息”之人格完善的修养，从培养忍让待机的耐性开始，到培养居高思危自我节制的自省力告终。胡锦涛如果有此两君子精神，就敢见法轮功，就有退党壮举。
把“宽恕”和“自强”的君子精神从古代老师和官员两个职业推广到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且由男士扩展到女士，像日本教授肯拾垃圾、清洁工肯喝马桶水那样，自觉自愿且不折不扣地履行公民义务－－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将仁义德行广施社会成员和服务对象，且文质彬彬、理智思考、信守承诺，皆正大君子，皆有光明的生活或事业前景。名分等级制度下的职业和人格的歧视都没了。
成为公民儒并非要精研道德学问，只要奉公守法和修身养性，就会有好道德操守。公民儒研究儒学，文章和生活中都会正直一贯，不会“走私人口”犯刑事罪。公民儒做官员，是公务员而非“父母官”，有职权无特权，不可能成为台上讲廉政台下受贿赂的胡长清、成克杰（没人听也少人送）。公民儒同事之间，出事会有合法的仁义支援，不会因为某个政党或单位压力，对同事做落井下石的缺德事。
当代党皇朝统治的大陆社会只有中共“饲养”的儒者，当作尊孔的装饰，不见新儒家的萍踪侠影。谈王道仁政是谈不出新儒家的，新儒家必须会谈民主宪政。新儒家不可能空喊而出，不积极参与中华共和国公民社会的创建，就不会有新儒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做新儒家不难，但看是否真心，有无新心。
欲成新儒家，须从做公民儒开始，先“宽恕”后“自强”地修炼自己的君子精神，将宽容异己和完善人格的品性运用到社会生活和职业工作中，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端着君王架子，不肯和不敢面对民运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民主和人权要求，即使做足尊孔样子，满口“亲民”、“和谐”，也不过是表里不一、人格分裂的小人儒。胡锦涛以小人儒心态治国，岂容新儒家？
没有宪政国，就没有公民儒。没有公民儒，就没有新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