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份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藉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 “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 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 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 “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藉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日含)、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摘自《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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