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对敌人极为残忍，对自己的“同志”也绝不手软。常以清除“阶级异己分子”、“暗藏反革命、特务、叛徒”或“托派”、“王明分子”、“罗章龙分子”……等名义，进行内部整肃。为了使这些原来属“同志”的反革命能招认，说出其同党及其通敌行为，往往是以革命的名义用尽了酷刑，使他们死得极为惨烈。
就中共49年夺取政权后，到底屠杀了多少人，已很难正确统计，但各方面数字，包括中共自己透露的达一、二千万是肯定的。据原为“老大哥”苏联在69年4月7日通过广播电台公布的数字，自49年到65年中共杀戮或在劳改营死亡消失的达2630万人，其中49年－52年为280万（镇反、三反、五反）、53年－57年是350万（肃反、反右）、58年－60年为670万（大跃进、反右倾）和61年－65年为1330万（大饥饿年代逃亡枪杀）。关于中共残杀下死亡数与美国参议院在70年代末也公布过，认为从49年到“文革”末，非正常死亡人数为6170万。
今以各主要政治运动及其他事件中分别加以叙述：
1.从整肃AB团到延安整风：为了清除国民党陈果夫等组织的渗入到中共苏维埃地方政府及红军内部的AB团成员，自1930年起，开始大规模整肃。中央整肃地方，地方政府整肃部队，部队整肃地方，各派系之间相互整肃，搞得中共内部人人自危，甚至造成“兵变”，如1930年的富田事件即是这样。据统计中央苏区就有7万被整肃而死(一说六、七千人)，在鄂西地区仅活了五党员，其他都在相互整肃中死去。周恩来到苏区一看，再这样下去，中共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不用敌人打，自己就垮了， 遂于1932年下令停止追查。但已死的，因为数量太多也没法甄别，冤的也就冤死了。不少中共内部人员为了逃命，也就离开了“革命队伍”。一场极为惨烈的整肃运动就到此平静下去了。但在“革命队伍”里到底有多少AB团成员，甚至是否真的有，就不得而知了。亦可能是庸人自扰、虚惊一场。
中共并未就此汲取教训。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权力，打击王明及其他异己势力，在四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场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并不是真正整顿什么作风，而是抓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其触及面之大，不逊抓AB团运动，但杀戮数量较之为少。几乎所有单位都有大量人员被审查、禁闭、逼供、上刑。特别是一些在延安的与文艺、政工有关的单位，有的受审人员比例数达90%，直到已找不到可靠人员来看管这些隔离审查的嫌疑犯。
其时，有不少因受不了逼供冤屈而自杀，其为数不少。但这运动到底死了多少人，仍是不得而知。
2. 土改过程对地富的杀戮：20年代末，与国民党决裂后，中共计划建立自己的军队和苏维埃政权。为了建立地方政权，拉拢广大农民阶层，遂兴起“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这样获得了农民拥护，同时从地富手中取得钱财，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特别在干南地区中共军队与当地地富武装(还乡团)之间拉锯战过程，人口大量死亡，据统计这阶段在赣南及其附近地区约有1千万人死于这冲突中(几乎达1/3)。红军所到处，对地富分子进行残酷镇压，估计死亡人数不少于十万。
49年中共建政后，很快进行土地改革，土改中将不少地主以土豪劣绅名义枪决，鼓励农民上 台打地主，据统计这阶段约有200万地主被杀。
3. 镇反到肃反：49年建政后不久，中共为了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特务，遂掀起了镇反运动，这时只要是曾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内任职的大小官员，一般都得受审。据说有一陕西省县长，才从国外留学回来，当了三个月官，也不是国民党员，在“解放军”占领时，他想他当县长才数月，未做什么坏事，连国民党员也不是，中共不应为难他的，所以留该地未随国民党撤退，结果仍以“反革命分子”被枪决。在上海有一黄埔一期的居民，很早就转到地方上工作，心想我与毛泽东、周恩来都认识，也从未反共，在上海“解放”时，未去台湾，结果镇反中被枪决。中共镇反时有一规定，即国民党中有少将以上军衔的都不枪决，而送去劳动改造。所以被俘的国民党大官一个没死，中小人物则难以幸免。如上海一号大流氓黄金荣，中共并未碰他，而他的徒子、徒孙却杀戮殆尽。
肃反是1954年开始的整肃、挖掘中共内部暗藏特务、变节分子的运动。也有大量原“白区”干部被整肃。
这“二反”中被杀的人员大概在400万以上。毛泽东、刘少奇承认，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了71万人，有一法国外交官圭拉麦说，据他统计51-52年镇反中多于300万人被中共杀死。
4. 从康巴叛乱到西藏拉萨事件：在四川西部(原西康省)道孚、？？一带，藏族地区的藏族人民，因为不堪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的恣意破坏，在1957年聚众起义，杀戮中共地方干部，最后在中共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叛乱平息了，大量叛军人员被俘，据说解放军在山中见一个穿藏服的打一个，杀人无数，那些叛俘也受拷打虐待。59年，达顿等因为中共不遵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的协议，破坏藏族宗教信仰，遂在拉萨举行了武装起义，但因为武器装备太差，为驻藏部队击退，最后达顿率领约八万人马南逃印度，在这次平叛中有8万七千人死亡。
5. 三年大饥饿年代的枪杀饥民案，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在59年中败象已显，不少地方已开始饿死人。当时有报导，在有些乡镇，干部在路口设机枪，谁要往外逃亡就开枪打死，主要是因为怕自己向上虚报的成绩暴露。据说贵洲江口县在这期间饿死有一半居民。同时中共领导也怕饥民涌进城，造成城市秩序混乱。更重要的是，当时在报纸上还宣传“大好形势”，如饥民进城，城市居民就知报导是假的，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我想中国任何朝代都是允许百姓为了逃辟饥饿死亡而“逃荒”的，只有共产党为了掩盖其政策的失败，维护虚假的表面繁荣而不惜牺牲人民生命而禁止“逃荒”。直到60年后，由于农村已是饿？遍野，再也控制不住外逃谋路了，才放松了这一政策。
同时也有些地方，因饥饿的群众集聚一起打开国家粮库，而被解放军或民兵打死的。
这阶段不知多少因逃荒、抢粮等被中共打死的，已不可统计。但至少有数万到数十万人。
6. 62年左右新疆的“伊塔事件”：在全国性大饥饿期间，饥饿阴影也飘到了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此时在新疆伊黎、塔城附近，集聚了10多万(？)塔吉克及其他少数民族，可能在苏联的唆使下，冲破边镜防卫线，逃到原苏联一方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此次冲突中也有不少人死亡，其数字已难估测。
7. “文革”时期对地富及其子女的残杀：在“文革”的极左思朝的影响下，在全国各地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表面上这些不是中共政府直接执行的。但是确是中共所纵容和默许的。在大城市则将地富赶回原乡(包括部分资本家)，也有当场打死的。在较小县城则更惨。不少地方为了对原来地富赶尽杀绝，而建立无地富村，无地富县，遂将他们集体活埋，集体投河，构成了一幅幅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在和平时期造成的惨不忍睹的图画。如在四川万县有的村将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期家属全部赶到一山谷中，最后炸山而将其活埋；在1967年，在湖南道县将上万四类(地富反坏)及某子女刀砍、活埋、数十人捆绑一起用炸药炸死等方法处死；广西灵山县为了建“无地富社会”杀了三千多人，造成了五百绝户。广西钦州地区也杀了1万多地富分子。在这“杀戮运动”中连几月婴儿也不能例外。
因为资料缺失，全国倒底有多少地富及其子女被杀，已难统计，但数十万是至少的。
8. “文革”时期砣平云南回民村惨案：在云南？白县鸡街公社，有一名叫沙甸的回民村，因为支持云南地方的造反派“炮派“，1975年春云南军区先宣布他们为反革命后，派14军上万人，用大炮将有7000多人的沙甸村炸平，炮轰后，再进村见一人杀一人。
在大饥饿年代末的1962年，宁夏一回民地区叛乱，中共派部队镇压；男丁死绝，出现“寡妇村”。
9. 广西食人事件：初听起来，似乎荒诞，但经作家郑义先生赴广西实地调查，这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钦州多地有杀人部腹取肝，并以此会餐。
10. 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自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92年传出后，由于其导人向善和神奇的祛病效果，深为广大中国人民所喜爱，不到六、七年时间法轮功练习者就占七、八千万。
法轮功虽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江泽民等由于对其极强凝聚力和人数众多的恐惧，和妒嫉，遂提出“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自99年7月20日起在对法轮功诬陷的基础上，对其练习者进行了绝世残酷的镇压，其影响面仅是“文革”可与之比。
这期间，上亿家庭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上百万法轮功练习者被拘禁过，数万人被判刑劳教，数十万人受过酷刑折磨，直接被迫害致死的至少达2000人。由于残酷镇压下，放弃法轮功练习旧病复发而死的至少达几百万。
以上仅摘其主要残杀事件就可看出中共好斗和凶残的本性，这些凶残事件常以为了“革命”，为了“广大人民”的动中的语言下发生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中共凶残面目的揭露，中共这个邪党离寿终正寝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看中国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