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下午要开会，所以穿了西服，这样其实不便于体验上访者的遭遇，因为从穿着来看就不像一个上访者。中国的上访者大都属于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没有钱更没有权，他们大都衣衫破旧，背包里装着上访材料，痛苦的记忆刻在沧桑的脸上，这样的群体走在北京街头很容易就能辨别出来。
上午十点多我来到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这里就是被访民们称作“两办”的地方。以前胡同口没有挂牌子，直到2005年两会期间才在墙上刻上新牌子－－中 共 中 央 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国家信访局）。胡同口外的马路两边停满了各地的警车，胡同口聚集了上百劫访人员，这些人员也大都有一种相似的穿着，乡镇干部模样的居多。
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一个上访者，通过胡同口的时候，很多人打量着我，但没有拦截。这个胡同里除了信访办以外还有宣武教育局等几家单位，进进出出的人有一些不是上访的，所以劫访的要对人做出一个判断，以免拦错了人。据说，一个信访局的官员曾经在此被截住殴打。
往里走大约几十米，又一群更加密集的劫访人员堵住了胡同。我径直往里走，开始他们面面相觑不敢拦截，但突然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肩膀，问我是哪里的。这时候如果我说北京的，或者说劫访的，或者说就在里面工作，他们通常不敢拦截。很多上访的人除了集体自卫冲破围堵以外，就是学会一些小技巧。开始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不说话径直往里走，后来这一招不灵了，劫访的见不说话就开始打，据说十个省市的劫访者都是一伙的，他们相互照应，共同起哄或者殴打上访者。
我冲着抓我的人问，干什么？那人愣了一下，再问一遍，哪里的？我说河南的。劫访人群众立即炸开了锅，纷纷高喊，河南的河南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三个人来一把抓住我的骼膊问，河南哪里的？
我说开封的。抓我的人立即高喊：“开封的，开封－－，老刘－－，刘局长－－”
一个基层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我跟前朝我打量了一下，与此同时另外三个人拉住我就往外拖，说有话出去再说。我说放开我，我要进去。来人大喊，问问你怎么了？我反问，你凭什么问我？你有什么证件？
干部模样的人给我看了他的工作证：开封市信访局副局长刘凤翔，然后语气缓和，问我开封哪里的？是上访的吗？我说是上访的。他问开封市委去过没有？
我心想他这是要核实我的身份，就说没有去过。
“没有就是越级上访！你有权利上访，但没有权利越级上访！”刘局长突然大义凛然状，那感觉就像在训斥一个罪犯。
我怎么上访你都没有权力栏我，你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里抓人？我质问他。
“凭什么？就凭我！我告诉你，你进不了，我既然在这里值班，你就进去不了！”刘局长大声怒吼。旁边的人又过来推我，我愤然甩开他们的几只手。然后刘局长语气又突然缓和下来，说，“我让你学学信访条例。我现在就可以让你走，但你进得去吗？这里面有三道岗呢。我和你说，我要你离开，是对你好，我要不管你，看你挨打不？”
我说别管我，我要进去。
有人在后面开始打我。用脚或者拳头隔着人从后面打，周围都是劫访的，几乎挨着我，看不清是谁打的。我四面寻找偷袭我的手和脚，终于逮住一个。我大声问你是谁，凭什么打我？“我没打你。谁看见我打你了？”整个一幅无赖嘴脸。我盯着他大声说：“我看见你打我了，就是你！”周围开始起哄，有人从人群外面用力推前面的人，我在人群中被推来推去，有人趁机踢我。但可以看得出，他们在打我的时候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正面打，估计是担心我不是上访的反而有什么背景。
刘局长再次出现。“十个省市劫访的在这，你知道谁在打你？我既然给你看了工作证，就是为了保护你。”
“你们地方的官员就这个德性吗，每天在这里打人抓人？”
“我告诉你，动手的都不是开封的。”后来我了解到，刘局长说的大半是实话。一个省的劫访的大部分来自各个县和市，本省上访的和劫访的有的相互认识，动手打人不方便，再说也怕回去后遭到报复，所以本省人打本省人有时会有所顾忌。而河南、辽宁、黑龙江等省劫访的比较多，渐渐地他们形成了了某种默契：相互打，一起打。比如，刘局长一个暗示，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等省的劫访者就开打，同样，其他省份劫访的发现上访的需要帮忙，河南劫访的也会毫不犹豫打人。我看到过国内蒙上访的被黑龙江劫访的殴打，湖南上访的被河南洛阳劫访的殴打，河南上访的被辽宁劫访的殴打。他们是通过野蛮殴打这种方式“教训”上访人，别再来北京了，只要来就挨打。
拥挤中我发现包已经被拉开了，有人从中拿出了一份上访材料。我夺了过来。
“我明着告诉你，越级上访本来就是错误的。你没有权力说自己是开封人，我不认你是开封的，我不管你。”刘局长又开始强硬起来，然后他转向周围，“他根本都不是开封的。”
有人推过来推过去。
一辆车开过来。人群开始起哄，大喊靠边靠边，一边偷偷从后面打我。
拥挤中我踩到了一个人的脚，那人立即大叫起来：“踩我脚干什么？干什么？”摆出要打架的姿势。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对不起。那人突然很没趣地退到了一边。在他对我大喊大叫准备打人的时候，他是群盲中的一员跟着起哄，而在我直视他眼睛的很有尊严地说对不起这一刻，他突然成了一个个体的人，天良复苏了。
但旋即人群再次拥挤到一起，他们继续偷袭我。我四面寻找打我的人，终于又逮住了一个。我心想不能在这里耗下去了，需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面对这样一群流氓不可能通过求饶获得他们的友好态度的，因为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可怜的求饶的人，也许他们曾经有良心发现，但地方政府给他们的命令要求他们必须残酷对待上访者，而他们出于失去工作的恐惧或者牟取高位的贪婪使得他们必须泯灭良知。这一刻，必须用气势压倒他们。
“你小子打我！”我指着一个中年人的鼻子怒吼。“谁打你了！你敢骂人！”他反驳。“骂的就是你！你给我小心点，他妈 的敢在北京的地盘上这么放肆！”
人群又开始涌动。我说，“好，开始了。你们他妈 的有种今天就这样堵着我！我要看着你们堵住我！我要看看谁在拦我！”“放开，让他走，别再说你是开封的。”刘局长又发话了。又一辆车通过，人群闪出一条道，我趁机站到通道上，用手横指四周聚集的人群，大喝一声：“一群流氓！”他们面面相觑，没人再阻拦。
来到信访局大院已经接近十一点了，信访局要下班了，保安正在清理人。院子里聚集的人群开始散去。三个劫访的把一个瘦小的农民几乎提了起来，拖上了一辆停在旁边的辽宁的车。
刘局长突然又出现在我眼前。他显得很热情，帮我拍打身上的痕迹。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裤子上留下很多脚印。
我猜想，我走了之后刘局长可能觉得有些不对劲，可能觉得我不是上访的，上访的估计没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大都忍气吞声。他可能担心万一我是记者什么的对他不利，所以又过来跟我套近乎。
“这种事情，难道上面不知道？肯定知道，显然上面需要我们这么做。没有劫访，十个信访办也装不下上访的人。”他看起来很客气。
我问这些都是什么人。他说大半以上是地方公安，十个省都有人在这里劫访，河南、山东、辽宁的最多。
我跟着人群往外走，刘局长又忙他的去了。
信访局胡同口处，四五个人正在拖一个年轻农民。他满脸恐惧，声嘶力竭地喊，打人啦，打人啦！放开我！没有人理他。旁边停着一辆北京的警车，警察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突然，他挣脱了，拼命地跑了。他跑到远处站在那里往回看，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想和他聊聊，他满脸恐惧，赶紧走开了。
星期五下午接近两点钟，我再次来到国家信访局胡同口。这一次，我本来是想更多了解一些劫访者的想法，我想知道这些每天在这里看见乃至参与殴打上访者的一群人的是怎么想的。当然，我也可以通过私人渠道和他们交流，但不同方式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出租车离胡同口几百米远时我下了车。不直接打车到胡同口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地注意，我尽量避免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闯入那个充满戒备的环境。
沿着马路边走到胡同口边上，我在路边坐下来，身边是两个劫访的在谈论他们家乡的事。在这里呆一会也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注意。
然后我慢慢走到劫访人群中。一个陌生人进入这个群体如果你是匆匆而过的话，他们通常会把你当作上访的询问或阻挠，但如果你是从侧面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入，很快你也就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此刻对你而言不再是一个充满野蛮暴力的团体，而是一个一个的人，你可以和他们聊天，可以讽刺挖苦他们的卑劣的工作。比如我就问一个女孩，你也是劫访的吗？她突然显得不好意思。
我站在墙边，脚下墙根一个坐小板凳的家伙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忽然开封的刘局长出现了，我有一种想法是上前打个招呼，你还在啊？但又一想还是沉默的好，要多听多看。显然，刘局长应该看见我了，他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下午再也没有出现。应该还是有人认出了我这个特殊客人，开封纪委的那个年轻人看见了我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每一个上访的人走过来，总有一群劫访的围过去大喊大叫，我就跟过去，盯着他们。
大约两点半，一对白发老夫妇被围在了墙跟前，老太太说是江苏连云港的。一个劫访的官员要看她证件，她要对方先出示证件，劫访的拿出了证件，大概是信访局的，然后要拉他们走。夫妇俩靠着墙根不肯走。突然围攻的两三个人开始推打夫妇俩，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壮年男子一拳把老太太打倒在地，然后她隔着人从后面用脚猛踢倒在地上的老人。霎那间我热血沸腾，冲上去照着那家伙的脑袋就是一拳。那人一个趔趄，愣了一下，然后发疯一样朝我冲过来，我的身后也同时遭到两三个人拳打脚踢。一瞬间我侧挎的包掉在了地上，我也几乎摔倒在地。我立即站起来和他们三四个人对打，正当我要揪住一个人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过来转移了我的视线，他把我的包捡起来递给我，同时把撒在地上的证件交给我。因为害怕身份证等证件丢失，我暂时把东西收起来。但就这一瞬间，几个打人的家伙已经跑了。
对于这种殴打老太太的灭绝人性的行径，我异常愤怒，指着在场所有的劫访者大骂：人民的血汗钱养活你们这帮狗东西，老太太跟你妈一样大，你们就他妈的敢这样打，你们还是人吗？问问自己的良心，你们是人吗？你们这帮狗东西天天在这里呆着就是来坏良心的吗？谁在这里打过人？都是他妈的人渣！
上百劫访的没一个人吭声。老太太从地上爬起来，对着这群流氓高声痛骂：你们是人吗？你们打我，过来打啊。你们丧尽天良啊，不得好死啊，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家人出门都会被汽车撞死的！国家信访局门口怎么会有这样一群狗东西啊，不知羞耻的狗东西啊，你们就没有父母没有子女？你们就能干出这样的断子绝孙的事情？
而面对强权暴虐，作为弱者有时除了诅咒没有别的武器，而在某些特殊时刻这唯一的武器有可能应验的，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无论他曾经显得多么灭绝人性－－埋下了正义和良知种子，作为一个个人，他可能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
夫妇俩把上访材料展示在地上，材料中间是他们穿军装的儿子的照片。我没有深入了解整个事件，只知道他们的儿子被人杀死了，而责任人没有得到相应处罚。连云港劫访的再也不敢打老人家了，过来好好劝说。老太太过来向我道谢，说如果没有我相救，他们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这时候，我深深感到，邪不压正，打人的流氓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劫访的都保持沉默，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人向我表示敬意。
一个便衣过来，但不是追查谁打了人，而是追查那个拍了录像的人。一位律师拍了老人和我被打的录像，便衣把他叫过去。过了一会我也跟过去，此刻我没有任何恐惧，因为这一群乌合之众此刻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后来便衣也没做什么，那位陌生的朋友保留了录像，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老太太进到了信访局里面。我则继续留在胡同口，看他们询问上访者。每一次他们询问上访者我都跟过去看着他们，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他们再也没有敢打人。一个老太太被他们拖在地上，我一直走到他们跟前，他们只好把老太太放了。我想，如果他们敢打老太太，我还会毫不犹豫出手的，这次我会狠狠地打。即使打不过他们，即使我受了伤，但是我要让他们领教一下什么是浩然正气，让他们这一生都会记住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
三点半，我因为有事不得不离开。坐在出租车里，平静下来，突然我的眼睛酸酸的。那些因为不公正的制度而受难的同胞，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在一个不讲法律也不讲人权的地方他们只有靠诅咒。今天我不后悔自己冲动，我很骄傲自己帮助了一个白发老太太免遭匪徒的殴打，可是，明天，还有多少人要遭受这样邪恶的苦难？
也许每一个劫访者在自己父母子女亲友面前都是一个好人，也许他们都会说自己身不由己，也许他们还能给自己找到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但他们野蛮殴打一个白发老人的这一刻，他们就是禽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个人如此泯灭良知。我们这个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国民为什么要这样相互残杀？
我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来帮助他们。至少也要通过详细认真的调查揭露访民到底有多大比例被打过，而在他们报警以后，北京110是否及时作了公正处理，我想把这个调查通过人大代表提交给北京市有关部门。无论我们的做法看起来多么幼稚，但认真对待自己的法律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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