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国外，环境的陌生，生活的压力让他们饱尝了背井离乡的辛酸。
翟硕
男，21岁，现就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
初到异国他乡，迎接他们的是举目无亲、孤立无助甚至受骗上当的遭遇。翟硕高考落榜，在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学了两年计算机专业。爸爸一直对他上的不是正规大学耿耿于怀。虽然去英国学语言一年的学费要4000英镑（约合5万元人民币），好大学一年学费要1万多英镑，但他爸爸很看好英国的教育制度，于是就花了1.3万元委托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帮他联系去苏格兰特尔福德学院留学。
前年10月31日，翟硕登上了飞机。9个多小时后到了伦敦。刚踏上英国的土地，翟硕说他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语言障碍，我需要在伦敦进行落地签证，再转机到苏格兰。虽然出国前我参加过两个英语口语强化班的学习，可伦敦移民局官员的提问我只能听个大概，却回答不出来，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问题不太复杂，无非是‘你为什么来英国’等等，我连蒙带唬好歹蒙混过关了。
“在伦敦转机1小时后，我到达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出国前中介公司的人说，已为我在爱丁堡安排好了住的家庭，那家人会来机场接我。可我在许多举着牌子接人的人群中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眼看着同机的人一拨一拨都走光了，我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目无亲。想到我连那个家庭的地址、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有一种被遗弃的凄凉感，眼泪止不住地流，怕人看见就躲进厕所里哭起来，边哭边后悔出国。大哭了一场，才想起给中介公司打电话，就在机场花10英镑买了张电话卡。由于语言不通，卡买错了没法用，好说歹说才换了一张。费尽周折，当学校值班的人来机场把我送到那个苏格兰家庭时，我已经24个小时没吃没喝了。”
金芊
女，22岁，现就读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金芊已在新加坡留学3年了。出国前她是北京一所重点中学高三的学生，眼瞅着就差高考这一关了，父亲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建议她去新加坡上大学。新加坡有6所公立大学，国际学生一旦考上，可享受80％的助学金，个人承担20％，也就合1万多人民币，和国内一些大学的学费差不多。而且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不像国内的一些大学，学出来的往往是“哑巴”英语。全家人一致赞同金芊到新加坡留学。
金芊对刚到新加坡时的窘况记忆犹新：“虽然出国前我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还是遇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苦。
新加坡虽然华人很多，但当地华人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和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房，房东老太太对我们很苛刻，房间里安着空调，但不许我们用。在房间里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到附近的酒店大堂里做功课，图的是那儿有空调凉快。老太太也不许我们用洗衣机。毛巾被、牛仔裤我都得用手洗。她还不许我们在厨房做饭，只能天天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我们先交了两个月的房租（其中一个月作为抵押金），和我同住的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住了1个月连抵押金都不要就搬走了。虽然我也很想搬走，但想到会损失300元新币（约合1500元人民币）的房租就忍住了。
“新加坡的东西很贵，几乎是中国的5倍，我在家时特爱吃零食，可在那儿不敢买，太贵了，刚去的半年我连根冰棍都没舍得吃。很多中国同学都叫苦连天，一个从河南来的同学说：‘要知道出国这样，打死我也不来。’
“刚到新加坡不久，我的留学计划就差点儿泡汤。我原计划先到语言学校学几个月，然后考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预科班，学半年后直接转入该大学。但当我在语言学校结束学习后，把旧的学生准证交给新加坡移民厅，等待办新准证时，接到移民厅的来信，就一句话：学生准证没被批准。这意味着我必须在14天内离境。我顿时懵了。”
于苗
女，20岁，现就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于苗赴美时已是大三的学生了，由于在国内接受的就是美国的师资、教材和全英语授课，初到美国时，她虽然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面临的却是与在国内上学时截然不同的压力。
“刚去美国时，我除了学习，还要兼顾打工、做饭、学车、处理生活中各种杂务和人际关系，生活不再像在国内时蜷缩在象牙塔里那样单纯。有的课堂上同学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授课内容是文化背景很遥远、很陌生的东西。
教授很鼓励课堂发言，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很活跃，发言时出口成章。而我在前几节课上，尽管一直都想插嘴说点儿什么，但喉咙就像被堵住了，始终无法开口。
“终于有了一次让同学认识我的机会，在媒体与政治课上，教授让大家作自我介绍，我很兴奋，站起来说，我叫于苗，来自中国，我刚来美国，觉得一切都很陌生，我不认识你们，又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很沮丧，又觉得你们每个人都那么聪明，上课时那么活跃，我曾想过要退掉这门课。我很想认识大家，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让我学得更好，我会非常感激的。我说完后，教授激动地说‘Nice，VeryNice’，同学们给我鼓起了掌。终于把憋了好久的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觉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他们疲于打工，忍受屈辱，咬着牙挣到了血汗钱，也体会到了奋斗的乐趣。
翟硕
出国虽然才8个月，但翟硕认为自己脱胎换骨像变了个人。“过去在家时，我好吃懒做，花钱没数，三天两头和父母下饭馆，一放假就到云南、青岛、哈尔滨天南海北一通儿旅游。可在国外，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几乎没出去玩过。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去买快过期的食品，刚去时买了一大包快过期的面包，吃了好几天，直吃到面包长了毛。青菜也拣便宜的买，一根黄瓜卖10多元人民币，我从来不吃。我把花的每一笔钱都仔细地记下来。我觉得睡觉是浪费生命，有那时间还不如去打工。”
翟硕刚去爱丁堡一个月就急着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负责收拾40多张餐桌，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垃圾袋满了得换，还要切菜、洗碗，老板不让闲着。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手切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他怕老板看见嫌他笨不让干了，匆匆忙忙就去洗盘子。破了的手在热水里泡了几个钟头，下班时手指已被泡得红肿。
在餐馆他拿的是最低工资，一小时4英镑。后来听说当清洁工挣钱多，一小时5.6英镑，他就改了行。清洁工每周六、日从早上6点上班，干到中午 12点，6个小时中他要分别去打扫3个酒吧。临回国前，我打了3份工。平时每天下午5点至7点收拾4间教室，8点至11点半到餐馆送外卖。周六周日早上6 点至12点打扫酒吧，下午5点至夜里12点半到餐馆送外卖。
“打工受苦受累不说，还受欺负。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我在酒吧打工，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可工头只给40英镑。没办法，只好‘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
翟硕出国8个月，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他挺自豪，说：“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
金芊
“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金芊说，“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教成人一次50新币，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每逢周六、周日晚，我还要到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打工，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壶很沉，水很烫，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就不觉得烫了。后来又让我上菜，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有的被烫了。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说不吉利，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一人负责10间客房，整理床，擦家具，收拾卫生间，自带着面包和水，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挣50元新币。
“后来，为了摆脱孤独，我当起了二房东。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留学生来了，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住在我租的房子里，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我舍不得雇人运，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床垫足有几十斤重，扛起来很吃力，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她说：“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
于苗
于苗的打工经历也不容易。“我到美国一个月就尝试着在中国人开的寿司餐馆打工，负责接外卖的电话、收钱和领位，一小时挣8美元。我以为接电话很轻松，但一看菜单头就大了，那上面菜肴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光寿司就有几十种，我最怕客人在电话里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有什么呀？’我实在记不清那里面除了一只炸螃蟹外，还有什么。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和特殊要求如加双份姜等，还要记下详细的地址、电话，否则送外卖的司机就找不到。”
“领位说来简单，客人进门，微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好，把他领到餐桌那儿。可我却在这事上闯过祸。那天晚上，随着清脆的门铃声，走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我微笑地问‘先生，您就一个人用餐？’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我又按规矩问他‘您想坐桌子还是寿司吧？’他依旧彬彬有礼地回答‘桌子。’ 我突然想起老板说过，如果客人是一个人就尽量带到寿司吧去，餐厅的桌子不多，万一来个开Party的没桌子损失就大了。我于是对那先生说‘您就一个人，不如坐寿司吧。’哪知那位先生掉头就走，走到门口对我说，‘小姐，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问我就一个人用餐？第二就是关于桌子和吧台的。’我赶忙说‘对不起 ’，但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赶走了一个‘上帝’，要是让老板知道罪过就大了，我忐忑不安，那一晚工作还出了好多错，最恐怖的是把客人已经被刷过的信用卡又拿来刷了一次。”
尽管打工很累，但于苗想到每一分钟都在挣钱就很开心。挣了钱后，金钱观也随之改变。她说：“初来美国时，不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折成人民币，觉得好贵，打工后就感觉好多了，即使在学校4块多钱一顿的中餐也觉得吃得起了。本来嘛，我半小时就挣出来了。好有成就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