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党彻底否决中共 文明行动使中国未来平理性
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有过，比较缓和的，或者说比较类似的有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对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他们不搞武装暴动，不搞秘密活动，而是当局所有的命令，强加的社会秩序、镇压措施不予理睬，不合作，这实际也是一种退出；89年许多人通过匈牙利，绕道奥地利逃出共产体制国家，整个共产世界大出血，大批的人才逃亡，使得这个体制不能维持下去，最后导致10月9日的柏林墙的倒塌。
这些行动还有很多例子，对靠高压、谎言和暴力维系的专制统治，如果不采取以暴易暴，不采取历史上反覆循环的以一种暴力推翻另一种暴力，而是采取否决性的行动，否决它的基本秩序，否决它的统治命令、统治方式，这样一种方式是相当文明的表现，同时使得往后的变迁比较平和及比较理性化。因此，这个周末在纽约举行的百万退党游行是一种精神上的用脚对中共投否决票，它将打开中共政权倒台的一个缺口。
退党是国人精神成熟 表达觉醒和选择 积累中达瓜熟蒂落
89年六四屠城后也有过一个退党潮，虽然当时群情激愤，但运动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偃旗息鼓，然后中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整肃，开放经济，使退党潮不了了之，没有形成一个重大的潮流。
一个事件如64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土壤并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话，那么这个事件所起的作用就是有限的。89六四时的学生确实没有推翻共产党的企图，他们只是想帮助共产党在政治领域深化改革，大部份的想法还是补台，而不是拆台。
经过六四，经过这十几年的变迁，虽然中国的经济提升了，但整个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整个社会的腐败层面，问题都日益加重，人们对北京统治者的认识也深刻多了，很多人对这个支配中国人命运的利益集团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大家已经看到，对共产党这个政权，要想按照过去的方式，寄希望于体制内一些人的补台行为，使中国社会实质性地融入世界主流是枉然的。
因此，现在每个人精神觉醒的程度和89年不同了，虽然当年有一个流血事件，而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刺激事件，但在普遍的精神程度上，人们是相当成熟了，只要有一个契机，慢慢积累，它可以把觉醒和选择表达出来，最后达到瓜熟蒂落。所以说，突发事件有时候会产生某种奇迹，但它不是非常实质性的东西，整个社会的精神成熟度才是最重要的。
民族劣根性无道理 台湾是中华文化 制度才是关键
我不赞同鲁迅提出的民族性、国民性的问题，中国民族的一些缺陷，在很多国家，很多民族，在那些民族的某个时期，多多少少都存在着。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民族性是中国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包括和西方文明在空间上接触以后，反映出来的一种现象，并不是一种非常的、凝固化了的中国民族性，也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中国文化固有的，永远不可更改的特点。
像就医一样，好像只要找到病根，弄一副治文化的药吃了以后，中国人才会真正的站立起来。实际上精神和道德价值层面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度层面。我们看到的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有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是中国文化，这个民族劣根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中共最大戕害是国人的道德和精神
这次退党等于大浪淘沙，洗涤人们的精神，起到一个净化的作用，回归人性。
共产统治对中国最大的戕害不在经济建设上，也不在所谓的政治制度方面，这些将来还可以变过来，它最大的戕害是把人变坏了。从毛时代、邓时代、江时代、到现在，把几代人害得完全没有是非感，没有正义感，没有基本的道德感，哪怕你有那么一点，你就要失败，就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迫害。即使将来建成了新的社会体系，但构成这个社会的人坏掉了怎么办？这是非常悲哀的。
重大事件刺激下 精神有升华可能
人的精神，包括人的道德感，也不是绝对不会变化，在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刺激下人的精神会有升华的可能性，你看89年六四期间小偷都罢偷了，人们自觉的遵守人伦道德规范，这不是用暴力强制的，而是人自然进化了。在一个大的潮流、大的牺牲精神、大的事件前夕，人们有一种宗教所说的精神复苏，或者说重生。
很多重大的宗教，他们殉道者的鲜血、殉难对其宗教精神的弘扬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殉难的感召力，基督教会在全世界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和地位。将来整个中国全面的精神提升、进化都会与各种各样宗教性的活动有关系。我们希望当中国将来的社会有许多牺牲精神、牺牲事件出现的时候，会推动全民的道德进化。
退出中共形式很重要 中共统治基础就是隔绝人心
退党这个形式很重要，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感应。在中共的体制下，人与人之间不可能真诚、彻底的精神交流，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同伴、亲戚朋友、甚至家人在想什么。中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人们互相隔绝，互相不信任的基础上。因为一个人的想法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确证，共鸣，他就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的怪圈，不能自拔。我非常想提醒各界的朋友，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包括这次退党的事情，你根本想像不到这对其他人的精神鼓动作用有多大，只要你的声音被别人听到，就会起到钟鸣震撼的作用，产生多米诺的骨牌效应。
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就等于是默认中共的统治，中共就会把这种沉默当成人们接受它、拥护它的对外的说辞，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行动，来表达对这个体制的否决，退党就是象征性的否决行动。
回过头来谈，很多人开始大家觉得退党有什么用呢？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十个、百个、千个、万个他觉得我退了也不会怎么样，不会身家性命都丧失掉，也不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89年六四事件发生，胡耀邦逝世之前，人们好像毫不关心国事，谈恋爱、出国。但是在关键的时刻，有这样一个契机，形成巨大潮流，退党传播非常快，它不会是线性增长，而是走向几何指数增长。这种精神的感召有干柴烈火效应。
知识份子示范作用对社会觉醒很重要
对中国的知识份子，很多人觉得他们的表现不尽人意，这些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来，这和中共非常高明的手段，通过收买知识份子整体利益的一部份，人们要获得生活的安定、富足，在大棒和胡萝卜两重统治下，很多人就沉默了。
但他们毕竟比一般人看得深入一些，到了一定时机，他们同样可以出来，出来后起的作用会更大。现在站出来的知识份子人数虽然很少，但不可轻视他们所起的示范和影响作用，这样一批人出来，然后在知识界形成一种革新，逐渐扩展，对整个社会的觉醒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要畏惧 最恐怖的是恐惧本身
刚刚去世的教皇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不要畏惧”，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在中共体制内还是在中共体制外，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我们设想很多很多可怕的经验，实际上最恐怖的是恐惧本身，只要我们做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就会走到我们的目的地。
陈奎德简介：1946 年生于江苏南京。1985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留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理论工作者联合会”首任会长。后应邀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年6月5日应邀赴美，任美国波士顿学院访问教授。自1990年1月起，陈奎德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并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人文学部常务协调人，《民主中国》杂志主笔等。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出版有专着《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新自由论》、《怀特海》、《煮酒论思潮》、《海耶克》，主编有专书《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变迁（1978─1989）》以及多种论着。传记分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主编《世界名人传记辞典》及《Who's Who 知识份子卷》。 ◇
(大纪元记者鹿青霜郭若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