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庭和台北断绝外交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教庭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却很小。
梵蒂冈和北京双方在主观上希望拥有外交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客观上，北京方面以梵蒂冈和台北断交以及教庭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即教庭不能领导、任免中国教区主教，甚至不能参与涉足中国国内天主教活动作为建交的前提，却是教庭难以接受的。尤其是不能领导、任免主教或参与涉足中国大陆天主教事务，更是梵蒂冈所不可能答应的。
从北京方面而言，与梵蒂冈的建交必须要服从并服务于北京的政治与外交战略和意图。
从梵蒂冈方面而言，与北京的建交则必须要符合于教庭的教义信仰和道义宗旨。
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梵蒂冈与台北断交既是北京方面打压缩小台北的国际生存空间、更是北京在外交领域的重大胜利。
从梵蒂冈的角度来说，不能领导、任免教区主教或者参与涉足中国国内的天主教事务，也就等于失去了和北京建交的现实意义。
面对89“6．4”，北京方面吓破了胆。它重判杨子立、靳海科、张洪海、徐伟，就是因为担心害怕他们成为第2个刘刚、王丹，出现第2个塞万提斯像下的民主沙龙，掀起第2个89“6．4”。同理，面对苏联、东欧的巨变，宗教活动及教庭在其中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同样让它胆战心惊、恐惧莫名。
大家都知道，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文明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的人类共同文明与人类共同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正以令人目瞪口呆的迅猛之势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所接受，并最终走向融合。
正因为上述的考虑，北京、梵蒂冈、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进程在未来中国政治、社会变局中的重大意义及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纷纷进入各自的角色，并力图使得角逐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发展。
在北京和梵蒂冈新一轮的外交拉锯战中，两者似乎始终都扮演着主角。而台北则处于从属、配角、甚至随时可能会被遗弃、牺牲的地位。其实，在这其中，台北方面所扮演的，恰恰是道义、良知、正义、公理、法统、善恶和是非的捍卫者与殉道者的重大角色。
宗教本身崇尚信仰自由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它反专制独裁的本质。
很明显，梵蒂冈以首先断绝和台北的外交关系来换取与北京的建交，明显了违背教庭的道德原则。
而梵蒂冈以放弃对中国大陆天主教事务的领导权（即放弃对中国大陆教区主教的任免权）为代价来换取教庭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则又是毫无意义、并违反教庭的普世价值观。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梵蒂冈和北京相互之间谁会以放弃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对方的好恶？双方以某种妥协去寻求外交上突破的空间与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人们拟目以待。
（2005.4.22）
(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