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特别将陈永苗先生的论宪政爱国主义的几篇文章推荐给大家，特别是那些号称“民运”者们。正当海内外所谓“民运”们在国内民众骤然而起的民族主义热情面前不知所措、袖手旁观、评头品足、大责“愤青”的时候，国内一批真正有远见的民间的理论家们，则实实在在在地感受到了多年来所一直期盼着的历史机遇。于是他们没有犹豫，投身进去，以期为多年的理论准备找到多年来一直寻寻觅觅的物质承担者。
与国内的民间理论家们相较，我们海外民运的理论家或有理论抱负的朋友们，则显得嗅觉迟钝多了。大概是多年的流亡，已经没有了当年在国内时的那种敏锐与激情，那种心跳与快感，那种投入与焦灼，那种奉献与情怀。其实，从中共自8964以后一直念兹在兹念了十六年的 “稳定经”－－将任何民间动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中，我们不是正可以看到这突破“萌芽状态”瓶颈的决定性意义吗？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内“动乱”究竟是以什么名义而发端，这对我们就并不是最重要的了。对于中国民间反对派而言，最重要的则是，我们是否有理论、有能力、有谋略、有技巧借力使力地将其转化于为我所用。
希望我们民运中自诩的理论家、自诩的谋略家或自诩的领袖们，不要统统都是纸上谈兵、事后诸葛亮的料。现在正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施展道法的时候了！
高寒 200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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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才能救中国－－论宪政爱国主义
当我们民族和国家到了危险的时候，你们发出怒吼，起来签名。当你们在网站签名时，你们是民族英雄。但是当名字签完以后，你们还是英雄吗？
名字签完以后，这个国家就强大了？日本就驯服了？
在各大门户网站签名时，你们是英雄；在游行队伍中，抵制日货时，你们更是英雄。但这些就足够了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反对日本“入常”而热血澎湃的仁人义士们来说，都必须想到这个令自己霍然惊醒，醍醐灌顶的问题：这些能打败日本，让日本人龟缩吗？如何才能让日本人持久地敬畏？中华民族如何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尊严和团结的民族？
有一种伟大的建设性力量，还没有发现出来，或者重新挖掘出来，这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爱国主义，从而以宪政中国成为世界民族国家的领头羊，彻底打败日本。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能否最终避免外族的入侵和威胁，让自己的人民安全、富裕、自由，并且在其他民族面前有一种荣耀和辉煌，这些都是每一个民族梦寐以求的。只有一个伟大的共和宪政国家才能抵达这个境界，例如古代的罗马能够纵横天下，就是因为它是共和国，近代的英国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它是宪政国家，现代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宪兵，就是因为它是自由立宪国家。
也就是说，只有把外在危机转化内在动力，形成宪政爱国主义的浩荡潮流，才能推动中国走到领头羊的水平。只有宪政中国，才是最安全的中国。
为什么日本人瞧不起当代中国人，即使中国是二战战胜国，即使日本人非常崇拜敬畏汉唐文明和古代中华帝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如何抗议，都不能阻止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如何抗议都不能阻止钓鱼岛沦入日本手中，如何抗议都不能让日本人尊重侵华史实？为什么我们在日本面前总有一种受挫感？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体制。
因为不是一个宪政共和的国家，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团结，没有尊严。日本人可以凭借自身政治体制，心中自豪自己是文明国家，但是由此他们同时会轻蔑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是一个野蛮国家，你的名字永远是弱者
你想一想看，你越抗议，越抵制，日本人越鄙夷：真是野蛮。日本如此傲慢，就是因为它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才能让他们在明治维新后和二战后迅速崛起，才有今天的狂妄自大。
只有卓越的宪政共和体制，才能成就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必然是自由立宪的宪政中国。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民族，像昔日的汉唐帝国一样完成上天赋予的领导世界的任务。
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绊脚石，必须一脚踢开它。如果政治体制不好，国力如何都积累不起来，很容易被内耗干净，人民无法团结，不可能是一个有尊严和强大的民族。只有最强者，才是最安全的，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要么荣耀，要么耻辱。日本人强硬，不道歉，不赔偿，不谢罪，就是心理上他们还是一个胜利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真正打败它。日本民族是暴发户，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我们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崛起，在地缘政治上再次打败他，从心理上彻底打败他。只有成为宪政中国，成为温和的领导民族，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在气势上永远压倒它，让日本成为我们脚边的乖乖小绵羊。
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中华民族恢复到汉唐帝国的荣耀和尊严。这时候，我们不用签名，不用游行，不用抗议，不用抵制，不用动一跟脚指头，就洗净了耻辱。
与日本的抗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历来就是如此。例如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全民族进行了“戊戌变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中国进行了民主宪政运动。不管对日抗争赢了，还是输了，我们都要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宪政爱国主义，都需要宪政中国。这次不管日本能否“入常”成功， 起来签名就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宪政中国。
短暂的行动并不能改变在日本人面前的耻辱和受挫。如果名字签完以后，就袖手旁观，这种爱国主义是轻率的，浅薄的。要干劲持久，就要回头搞国家建设，才能彻底地把中华民族从危机和耻辱中拯救出来。签名之后干劲持久地为政治体制改革使劲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一种爱国主义，比你们的爱国主义更加强大，会将你们的炽热情感转化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挥发到空气中消弭干净。它的名字就叫宪政爱国主义，它的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陈永苗：自由主义如何对待民族主义抗日运动？－－再论宪政爱国主义
面对着国内沸腾反日民意，抗日、绥靖或者弹压？自由派何为？
1989 年以后，国内思潮倾向于保守，告别革命、反思广场政治大行其道，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动辄斥责为 “ 义和团 ” ，似乎自由主义和民众世仇。如此是不是对广场政治矫枉过正？一九九七年在甘阳在《二十一世》上发表文章《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纠弹自由保守主义，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主将柏林也是赞成革命，对革命的纠弹，不应该造成全盘否定。如此甘阳还不够，还拿着韦伯的气派给自由派盖了一个帽子： “ 政治不成熟 ” 。徐友渔在《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等一系列文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捍卫了自由主义原则。
卡尔 . 施密特信誓旦旦地说，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那他老师韦伯的《以政治为业》中的民族主义是什么？韦伯神神鬼鬼地以民族主义凝聚民意，从而把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拧成一团，这不是政治是什么？这要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也是与自由主义纠缠在一起的。作为韦伯，和以 “ 中国韦伯 ” 自任的甘阳，其终极目标都不能说和自由脱落开来，其中冲突那如何办？
与左派相比，自由派要承担更大的政治使命。如果是左派自愿承担的是社会底层的发言人，那么自由派的使命应该是整个民族的发言人，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秉持 “ 分配正义 ” 。这时候自由派关于 “ 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 ” 的清醒，和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必须区分开来。
自由主义是一种对自己最刻薄的思想，最自我审查的思想，进入政治如果会造成扭曲，就会左右手互博，自我掐架。所以我认为应该把自由主义从政治中圈起来保持中立，然后把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政治性任务交给宪政运动来处理。宪政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化，但它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还有反自由主义的吊诡之处。当自由派进入政治，就是宪政派。自由主义和宪政派之间的关系，就像《天龙八部》中天龙寺和大理皇室的关系，天龙寺不直接介入，而且高于政治，但也与大理皇室之间不离不弃。这样把徐友渔和甘阳分开来。
既然是整个民族的代言人，自由派就不应该眼界狭小，要气象万千得足以包容整个民族。这时候，不可能轻易地用 “ 义和团 ” 三个字，就把民族主义运动打发掉。道德上或者正当性的否认，并不能取消事实本身，如何面对还是一个问题。这时候马基雅维理主义就要出现了，如何审慎处理，给予适当的对待，这是一个 “ 政治成熟 ” 的自由派，或者说宪政派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9 年开枪以后，自由派的 “ 政治成熟 ” 变得异常艰难，朝野之间的仇恨有足够的强度、广度、深度形成磁场，造成扭曲。这里不能轻易地评论 “ 政治不成熟 ” ，在极端的时刻，理性就太难坚持了。出离愤怒，在极端时刻坚守理性立场那是超人才能干的。
在民族主义上，尤其犯难。例如一个劫机犯劫持了飞机，而且宣称整个飞机都是他的，时间一长，飞机内的人也必须听他的，要不然就就机毁人亡。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碰到了危险，你要不要帮助？帮助如果这个罪犯没有好处，这也行。但是帮助了当然飞机里的安全了，但劫机犯更肆无忌弹了，他认为所有的人，他都能支配，就对整个飞机越加危险了。民族主义可以转嫁国内矛盾，而且可以延续劫机犯的正当性，所以在民族主义上，不仅仅有政治成熟不成熟，而且还有政治正确不正确的评判。
当年围绕刘晓波 “ 应该当三百年殖民地中国才有出路 ” 发生的讼争，和最近焦国标 “ 崇美言论 ” 引起的风潮，有很大相似的地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潜在的爱国主义者，炽热的或者默默的。炽热的有两种，一种是他的言论你不用看就知道，另外一种就是反讽的，因为爱极而恨极，正因为极为爱国，所以说出刘晓波或焦国标式的狠话、气话。听起来令人伤心，但其用心之苦，要有心之人才能看出。
问题也就在于此。当一篇文章，或者一句话，广泛传播出去时，只有少数人，才能听懂，更多的是被扭曲，或以讹传讹，更为可怕的是被政治上的敌人利用。一个思想，在自己身上，或者在能够互相理解的小圈子中间，不会被扭曲，其中微言大义都在。但是一旦进入了公共领域，公众是很少有天眼的，多操非黑即白之思维方式，按需截取，或者一知半解，或者刻意扭曲，如此一来，没有纷争才怪。卢梭为什么后人总是要他承担法国大革命血腥屠杀的罪孽，原因就在于此。在独裁者罗伯斯庇尔身上的变形，未必是卢梭所愿。
焦国标 “ 崇美言论 ” 发生在国内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候，就必须考量它的政治性。也就是说，不管焦国标在说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这大气候，到了今天发生了争论，就必须放到这个大背景中来。尽管为了爱国，焦国标是不是要与民族主义运动为敌？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与另外一种炽热的爱国主义对撞？
自由派的政治性，就是如何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臻于自由立宪。而且作为民族的代言人，要尽量缩小敌人的范围，或者应该是没有敌人，更不应该说把可以团结的人推向对立面，给自己制造敌人。这时候最大化自己利益，这种功利主义计算成了 “ 政治成熟 ” 的标志。当涉及到自由派的政治性，就必须考虑到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内部批评是为了追求真理，可以保留 “ 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 ” 的清醒，但是外部批评是一种表演，一种尽可能说服他人的艺术，这种外部批评的目标是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人。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应该凭着自由派的好恶去评价，应该用政治性的标准去衡量。如何才是最可能说服民族主义者的，经过审慎思量，要坚持这个立场。即使你心头一百个不愿意，也不轻易站在对立面。还有你必须看到，这一百年的民主革命，都是从爱国开始的。其实这场运动，与其他民众运动没有区别，也有过激行为，但是整体上还是内维民权，外维国权的。你不能学习邓小平和 1989 年《人民日报》 5.17 社论，因为保守主义 “ 告别革命 ” 的精神深入人心，就拿广场政治中少数出格的行为作借口，一棒子打死没有半个活口。保守主义因为开枪镇压而形成，如今保守到做成了对方，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当然我不能认为只有一种宪政爱国主义面对民族主义。除了这种韦伯式的牵引之外，当然还有一种鲁迅式的激将，通过手段和目标的分离，对民族主义进行刺激，从而将民族主义团结起来。后者是一个难度系数极大的动作，而且若非大智大勇之政教合一的领袖，我认为搞不定。鲁迅复活也白搭。
宪政爱国主义和抗日必须压倒一切---论轮宪政爱国主义
陈永苗
你能说，参加抗日游行的，一腔怒火仅仅是针对日本的，而没有因内政腐烂而淤积的怨气无处化解，在抗日的旗帜下，走进了游行了队伍？这次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二者的化合作用驱动。
历次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对外一致抗争的内部，包裹着对国内政治的审判，五四如此，一二.九如此，这次也是如此。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在游行队伍中，一张张高亢兴奋脸上的皱纹里，写着对贫困的焦虑，对压迫和剥削的恐惧，对政治自由像在沙漠中获得一滴水那样的贪婪。有的人可能在这种游行禁忌打破的高潮中，暂时抛开了这些烦恼，但是回家看到妻儿马上后又被这些包围；有的人或许快乐并忧愁恐惧着。
心头总是千斤重负，生活总是黑色令人窒息的，叫游行的人如何理性，克制？像玩具人一样，光走完一段他们天天都在的路，还是抗着标语，这时候他们有自由意志吗？是他们作为人在游行，还作为机器人在游行？是的，他们不可遏止地打砸了日资商店，打砸了日货，打破了在华日本人的头皮，但是究竟什么才是那种不可遏止的力量让他们恶胆从边生。只谴责他们不够理性，不去谴责那只黑手，推搡他们去干的黑手？
抗日是一种宏大叙事，下面潜流无数。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去游行？在爱国的同时是因为他们下岗了，他们房子被拆迁了，他们没钱上医院，他们没钱供孩子读大学，他们被有权力有靠山的人欺凌，他们的工资很低而且说不出抗议的理由。同时他们知道，游行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为被屠杀的祖先伸张正义，为被侮辱的情感救赎，他们于是摁住了心头的苦恼，收起了心中的恐惧，抗日的旗帜下，走进了游行了队伍。这时候，还是“不要问祖国为你干了什么，只问你为祖国干了什么，”不会令人失声痛哭、嚎啕不已？这时候，不要谴责民族主义不理性，没有任何理由宣布游行示威是违法的。
有什么理由可以横生指责，你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游戏示威是长什么模样的。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权利，从来是一个禁脔，捂得严严实实的，闻都闻不到气息，更别说碰。第一次游行出点乱子有什么奇怪的。如果那一天游行示威成了萝卜青菜，不咸不淡的，他们就会站出来对过激行为说不。例如香港每年大游行，哪有这种事情。没有受过教育，你拿什么高标准来衡量着？
这时候，拿什么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来吓人。社会稳定了十六年了，为什么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少数人把宝马车当自行车用，大多数人买一个自行车都要丢。发展经济作大了蛋糕，大多数人为什么钱包一也没鼓起来，反而瘪下去，到处他们都要花钱，住院小孩上学买房三大件，一生如果有储蓄办了一件别想第二件。这时候的社会稳定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家的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家的发展经济。与他们毫无关系，或者关系不大。要说后果，马克思老早已经说过，他们失去的只有锁链。游行队伍中的脚步，洪亮而且整齐，不仅是对日本的示威，而且是对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示威。
在抗日民族主义运动中要社会稳定也行，要就经济发展也行，应该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全民族的，尤其是官僚和权贵资本主义家以外人的。这时候，就必须讲宪政爱国主义，必须讲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改变目前贫富分化的局面，才能遏止官僚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才能够把抗日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非理性因素祛除。
对于参与抗日民族主义运动的群众来说，宪政爱国主义就是克制自己的打砸欲望，呼吁建立一条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对于政府来说，就要求政府应该切切实实，没有半点水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得剥夺抗日民族主义运动游行示威结社的权利，要遏止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归还长期被扣留的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结社自由，同时履行长期拖欠的对底层的历史债务，保障基本生活底线和公平竞争。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要当局偿还原来欠下的历史债务，至少要先还一部分，并且还要有个时间表。
为什么群众不经申请就上街，是因为对当局失望，也是对还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远离宪政爱国主义的否认。所以现在不是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而是讲抗日和宪政爱国主义压倒一切。如果你讲稳定压倒一切，收获的肯定不是稳定，而是邮包炸弹和拳头。
编了一首诗送给稳定论者：稳定诚可爱，发展价更高，若为抗日故，二者皆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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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陆兴华：对“宪政爱国主义”这一概念的进一步翻译、定义和引伸
〖1〗本文要对哈贝马斯的“宪 政爱国主义”或‘宪 法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加以引申。
〖2〗Verfassungspatriotismus这个概念出自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一书〖1999：263〗和他的科索沃战争期间的访谈。
这个概念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条件地爱国，照个人或世界主义个人对民族－国家的宪法的承诺、对照着这一宪法赋予他或她的权利与义务地去爱国，也就是只在宪 法条文的字面意义上去爱国，不要把自己的肉身、祖国的肉身、血肉和情感依恋等牵涉到里面去。所以我想这个概念最好译成‘宪 法爱国主义’或‘依法爱国’。所爱的这个国，只是一个权利共同体，平等主体构成的政治共同体。
另外 ，‘宪 政’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动词：照‘宪’ 去‘政’，所以‘宪政爱国主义’也可以理解为照宪 去政之中的爱国主义：这意思是：先有宪 政才有爱国主义；宪 政高于爱国主义；或没有公民社会里的宪 政，也就是说，在人人不先交出权利给一个多数派决定的议会而人人获得了公民社会中的权利之前，爱国不是一种被保障的权利，爱国会爱得两个爱国者之间为了爱而打起来；之后，爱国也只是一种宪 政行为；‘宪着 政的 爱国主义’的意思是：人民被民主所阉之后再去爱国，不要把爱国变成爱自己、爱专制制者、爱……
〖3〗爱国在今天和在过去是不一样的。法国大革命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一种民主权利国家的凝聚所需的普遍主义基础。〖哈贝马斯《包》，1999：261〗在今天，爱国成了一种对自己所生其中的文化的价值的特殊和例外的强调，是一种对例外的确认（Bestatigung der Annahme）。〖同上，259页〗这就需要小心：国是人人都有的，各国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国的；公民必须在其民族－国家内的个人权利与其世界主义个人权利之间作出平衡；这就是泰勒在《多元文化主义与承认政治》中所说的各文化的“平等价值的预设”，每一文化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也就是说每一文化都是象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生活形式一样独特和有价值的，我们爱它更多，是因为我们的集体身份依赖于它、源于它，我们象蜘蛛一样被缚于它的文化网络里；我们一起爱它，是因为我们的共同体生活中的‘历史经历凝聚（historischen Erfahrungszusammenhangs）’。〖同上，263页〗
这种预设的平等，哈贝马斯在最近的《平等地对待所有文化》〖2005：1－23〗当作一种各文化互相制约的杠杆：除非你一定要象北朝鲜那样，否则，一种文化想要被平等地对待，必然须以先平等地对待其余的所有文化为前提。比如沙特阿拉伯，它的伊斯兰价值必须与基督教民主国家的立场冲突，但是，其伊斯兰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是先尊重基督教民主国家的传统价值……在全球化中，在世界主义个人权利越来越走向联合的今天，几乎没有另外的选择；每一种文化都被其余的所有文化所包围……中国的搞民主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境况：不是我们想不想搞的问题，我们被动地与别的民主接触着，稀里糊涂也去搞了；半推半就着搞了，与国际接轨着地去搞了－－轮不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们来挑选的……
Verfassung有好多意思：预设、先行、捆绑、宪 政、宪 法：哈贝马斯在讨论全球化中的世界政治时，比如在《分裂的西方》（2004年）中，又把这种世界内政治当作是收口的、汇合的；也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封的政治理想和独特性，比如说中国特色的民主，已无处逃遁：网已收口：只轮得到我们作有条件的谈判了……
〖4〗民族主义是两面刀，而根据我的理解，爱国主义则是单面刀：它对别的民族和文化是无力和无意义的；爱国主义总是一种对付‘人民内部矛盾’的砍刀：它在民族内部成为一个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甚至良心问题（由于我个人一些立场，有的人同时骂我是：不是人、没心肝、忘了先辈被日本人欺侮、汉奸－－‘汉奸’这个说法同时是伦理和政治的指控）。爱国主义是人民内斗、内残时的一把毒剑……我们象哈姆莱特那样，中剑后，才发现：它来自朋友，篡夺者和专制者在一边笑看和得意！
〖5〗哈贝马斯认为，在我们这样的个人权利已可以越过民族－国家的宪法，交由更高主权的时代，必须使作为伦理整合的爱国主义与作为政治整合的爱国主义脱钩。〖同上，262页〗我们一方面应将宪 法爱国主义看作是处于权利共同体的历史境况中的权利系统之中的，以后者为坚实的指称的，另一方面，也应将这种宪 法爱国主义看成是通过平等和自由的公民的联合，在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中养 成〖263页〗－－照本人的理解就是：政治爱国主义先于伦理爱国主义。
宪 法爱国主义因此崇尚的是政治共同体内的能保障罗尔斯所说的“合理的异议（reasonable disagreement）”的程序理性和程序共识，出就是说，爱国主义也必须背上罗尔斯所说的理性的负担：我的爱国主义有效性要求是可错的！我必须宽容我的同胞的各式各样的爱国主义！爱国愤青与我有一样的爱的权利！
一种关于权利原则的普遍主义，必须以政治共同体内的程序共识为前提，爱国主义必须服从这种程序共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政治文化自封为改革开放式的，那么，哈贝马斯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必须是宪法 爱国主义式的（versassungspatriotisch）。〖264页〗
〖6〗哈贝马斯直接论及‘宪 法爱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两句话是：
（1）Diese bilden den festen Bezugspunkt eines jeden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der das System der Rechte im historischen Kontext der Rechtsgemeinschaft situiert.
（2）Gleichzeitig darf der ethische Gehalt des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die Neutralitat der Rechtsordnung gegnuber den auf subpolitischer Eben ethisch integrieten Gemeinschaften nicht beeintrachtigen;er muss vielmehr den Sinn fur die differentielle Vielfalt und die Integritat der verschiedenen koexistierenden Lebensformen ein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 scharfen. 〖同上，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