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日,泽弘义先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他展开了一幅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并用中文大喊“法轮大法好!”数名公安冲过来将他塞进警车里,还拔走他的眼镜、手表、和皮带。公安将泽弘义带至监狱后,扒掉他的法轮功上衣,多次殴打他,还没收其所有的法轮功书籍以及资料。泽弘义先生从下午2 点被关在牢房里,直到隔日清晨六点,既没喝到水、也没吃到食物。只要泽弘义睡着或是炼功,公安便会进来殴打他。公安也讯问他有关日本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公安于1月2日押解泽弘义先生至上海搭飞机返回大阪,并强迫他多付一万日圆的机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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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遭中国遣送出境
Japan Times, 2002年1月6日
日本法轮功学员于北京进行抗议后遭遣送出境
ODJ(日本), 2002年1月4日
5.康妮.契普卡(Connie Chipkar):女,61岁,安大略维尔兰的退休教师,居住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密西沙加。
2002年1月23日,康妮.契普卡女士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自己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日益严重的迫害之深沉关切;她并且因此吁请中国人民以良心相待。她褪去自己外套,露出她于欧洲各地皆穿戴于身上、写有“法轮大法SOS紧急救援活动”的肩带,并开始轻唱关于法轮功的歌曲。没几分钟的功夫,一名公安抓住契普卡女士的臂膀要将她拖走。他硬是将她拖过整个广场,粗暴的扯下她衣服上的肩带,接着强硬地将她押上警车。
契普卡女士在派出所里接受讯问达三小时。她不准与加拿大大使馆联系,并被拘押于公安局里过夜。第二天她便遭驱逐出境。
相关新闻报道:
支持者(团体)于中国被拘押以及被拘押的加拿大抗议者(团体),
美联社,2002年1月23日星期三
6.贾瑞德.普尔曼(Jared Pearman):男,居住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2002年2月14日,贾瑞德.普尔曼先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尝试要拉起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等字样的横幅。他被四、五名公安撂倒、勒住、并施以拳打脚踢。
普尔曼先生以为自己遭人绑架,心底害怕自己有生命危险,便试着逃跑,但最后却被武装警卫追赶上。他们将他揍倒,用力踹他的头,并肆意踢他的脸部、背部以及腹部。接着有两名武警撑着普尔曼先生的手臂将他抬起,让其他人殴打其脸部及头部。他们脱掉他的鞋子,再用自己的靴子重踹他的脚,好让他不能再逃跑。之后,再度将他摔倒在地,而当一名公安用膝盖压普尔曼先生的脸并扭他手臂时,另一名资深公安不断地踢他双腿中间,使他疼痛不堪。
7.寇特.普尔曼(Court Pearman):男,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居民。
2002年2月14日,寇特普尔曼先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虽然他什么也没做,但他却发现自己遭到公安、武警以及警车尾随包围。他跑上广场,一遍又一遍用中文大喊“法轮大法好”,直到被人扭倒在地。他被踹了几下之后被丢进警车里,接着有一名公安用膝盖挤压普尔曼先生的头部。他被带往一间拘留所接受讯问;无论是打电话或与自己国家大使馆联络的请求皆遭到驳斥。
普尔曼先生知道自己是被非法拘捕,于是爬着防火梯逃出拘留所。警卫在拘留所后方抓到他并毒打他。有两人分别抓住他的两只脚,一人抓住他两只臂膀,另一人则殴打他脸部;他们并狠狠的踢了他。回拘留所的沿路上,一直到进了电梯、回到侦讯室为止,他们不断的殴打他,并威胁要杀了他,拿走了他的皮带,对他进行恫吓将近一小时。然后他与其他学员被留置于一间房里。普尔曼先生被公安押解至飞机上要遣送出境时,全身衣服破破烂烂,吓坏了其他乘客。
Court Pearman向记者详谈了在北京和平请愿的经过,以及遭受警察严重暴行的情景。他左眼眶拳伤清晰可见,衬衣上的纽扣被撕扯掉,裤子被划破,身上还带着被打伤时的泥土。当记者问及他的伤势时,他揭开了上衣,后背呈现出大片淤血。在场的旅客们走上前围观,都露出了惊诧的神情,纷纷询问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8.亚伯特.罗曼(Albert Roman):男,25岁,金融财务顾问,美国加州洛杉矶市居民。
2002年2月14日,亚伯特.罗曼先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他想让中国人民了解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的心灵修炼方式,并不应该遭受被迫害的命运。罗曼先生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中文高喊“法轮大法好”。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一名公安冲过来将他拉上警车,并开始勒住他脖子殴打他。该名公安将他脸压在座椅上,使他差点窒息。该公安接着殴打其颈后、肋骨以及腰侧。警车到达拘留所后,连驾驶也加入殴打他的行列。他拉扯罗曼先生的头发与夹克,在将他丢出车外时甚至扯掉罗曼先生的头发。
罗曼先生被带至一间房间接受公安讯问。在他告诉侦讯人员中国宪法赋予上访以及表达信仰的自由时,那名公安竟无耻的回答说:“我们才不遵守宪法。”
9.安德列.胡博(Andre Hubert):男,德国乐拉赫(Lorach)居民。
2002年2月14日,安德列.胡博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他和其他德国学员展开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并且高喊“法轮大法好”。不到10 秒的时间,他就被公安粗暴的扑倒在地,接着将他拖入一辆警车。有些公安坐在他身上,将他的脸压在地板上,其他人则对他施以拳打脚踢。警车抵达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拘留所时,司机也加入殴打他的行列,用手肘猛击他的头和脖子。然后胡博先生被拉出车外拖进拘留所里,过程中他的鞋被拽落,皮带被扯断。
胡博先生与其他西方学员被带至机场附近一间拘留“宾馆”里,并一一接受非法讯问。胡博先生坚持要见德国大使馆的官员,若请求不准他便不回答任何问题。警方以长期拘禁对他加以恫吓,并将他与其他五名拒绝回答问题者带至北京郊区去。
在拘留所里警方不断地恫吓胡博先生及其他五人,要胁要将他们判处五年徒刑。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拘押期间所遭受的不人道待遇,说明了国际法与联合国法律在中国根本起不了约束作用。这六名学员被迫接受体检,警方扒光他们的衣服,极尽羞辱的能事。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也被非法侵占。胡博先生与其他两名来自瑞典与日本的同修被关在一间不到15平方公尺的牢房里,里头总共关了十个人。房里没有床,在木头地板上只有八个可供睡觉的空位;房间尽头有一个洗脸池,但只供应冷水。地板上有一个坑充当厕所使用;房里尽是排泄物的臭味,四处环境肮脏至极。由于只有八个空位可睡,这十名被拘留者只能侧着身睡。其他囚犯还跟胡博先生说,这间监狱已经是环境最理想的了。
胡博先生与其他同修在这所监狱里被关了两天。他们被迫端正地坐在床板上,整天面向厕所的方向“坐板”。他们不准到户外去透透风。
2月18日,胡博先生从监狱被带至北京机场,遣返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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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三名瑞典籍法轮功抗议者离开中国>,200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