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哀号
一九七四年春末，早造插秧大忙已过，转入田间管理的所谓农闲期。“抓革命”又立即提上首要位置，主题依然是“批林批孔”，结合南粤的具体实际，省革委会提出“批林批孔”还要狠批“康老三”。“批林”的林是指林彪，“批孔”指孔子，也叫孔老二，“康”特指康有为，照“孔老二”的贬称法，康有为也叫“康老三”。
我随大批判工作组来到南海县丹灶公社蹲点，公社化前这里叫银河乡，是“公车上书”首领康有为的老家，我们的任务是：发动当地群众，揭穿康有为“保皇派”的真面目，批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谬论，口诛笔伐林彪叛党叛军叛国的滔天大罪。可惜，群众对“大批判”这类革命头等大事毫无兴趣，浪费口水，最关切的两件事是：一、早造收成好坏，口粮能吃多少；二、计划生育指标，能否放宽。
有一天深夜，寒流骤然而至，细雨迷濛，冷气袭人。忽然，传来一个青年女子凄厉嘶哑的哀号，令人毛骨悚然。这哀号声时高时低，持续近两小时，间中似乎还有一两句骂人的话，但听不清。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又不好随便乱猜，心想，如果不是极悲痛的事，不可能是如此摧肝沥血的哀鸣。“咸家铲！毛主席咸家铲．．．”听清了，虽然声音不高，但这咒骂声的确听到了，我不禁大吃一惊。
“咸家铲！”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最普通的粤语方言，意为“全家死绝”，日常生活随时都能听到，男女不拘，喜怒哀乐，顺口而出。但是，这样咒骂毛主席，几十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心想，这女人大概疯了，不怕抓你个现行反革命？反正无法入睡，我倒要看看，这个胆边生毛、敢于咒骂毛主席的女人，是何等模样？
原来，这女人姓招名来宝，虎年出生，今年二十四岁。阶级成份是贫农，红旗下诞生成长，苗正根红，又是生产队里种桑养蚕的一把好手，自然是党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招来宝二十岁结婚，比婚姻法规定的婚龄﹝女，年满十八﹞延后了两年，完全是为了响应党提倡“晚婚晚育”的号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重要政治表现，因此，甚得党支部书记好感，不久就被批准为一名预备党员。
招来宝的丈夫姓康，排行第三，习惯上都叫他康老三。康老三原籍也是银河乡人，小时去了香港，读完初中就到一家服装厂当机械维修工，按“阶级分析”，当然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香港的地下党是否物色他为对象，不得而知。文革初期，红卫兵到处“打、砸、抢”，地下党也趁势在香港发动了一场“反英抗暴”斗争，弄得几百万香港同胞鸡飞狗跳，资金外流，居民外逃，香港差点没变成臭港、死港。听说，康老三曾经是这场斗争中的红卫兵
康老三回乡与招来宝结婚，一个是工人，一个是贫农，这一对工农夫妻，受到党支部书记热烈的祝贺：“早日生个共产主义接班人”。虽然康老三在香港打工，节假日忘不了回乡探亲，丝毫耽误不了传宗接代的大事。四年里，招来宝就生下两个女儿。
只因为招来宝坚持，无论如何一定要生个儿子，她和党支部书记之间，就发生一场无法妥协的矛盾和斗争。当面听招来宝说：我知道党的政策，只要再生个有茶壶嘴的，也就罢了。党支部书记心里火烧火燎，急得直跳脚。生产队连年没有完成粮食增产指标，也没完成计划生育指标，按县委下达的指示：粮食增产与同年社员的口粮挂钩，增产就增加口粮，减产就减少口粮；超出计划生育指标生下的孩子，不给报户口，不给口粮，当事人还要重罚，并立即强制做结扎手术。而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党支部书记，俗称“七级总理”﹞，必须负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责任，奖惩并施。最难过的是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受到批判斗争惩罚。那滋味，想起来都害怕。
党支书心生一计，来个先礼后兵。他打了两斤九江双蒸米酒，斩半只烧鹅，一尾清蒸大鲩鱼，把招来宝请来，说无论如何请帮帮忙，把这个 “扎”给“结”了。招来宝也有点大大咧咧，党支书请饮酒，好大面子。饮就饮，饮完了还照样生孩子。两斤烧酒饮了大半，觉得有些迷糊，她站起身来，口齿不清说声多谢，摇摇晃晃就要走，不料头重脚轻，一抬脚天旋地转，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党支书连忙叫来两个民兵，说是得了甚么急症，一副担架就将来宝送到公社卫生院。据说，输卵管结扎手术做得很成功。照党支书的话说，是“阉好了”。请不要见怪，党支书说“阉”，丝毫没有重男轻女的意思。从磐古开天地到毛主席开创新中国，阉鸡阉猪阉牛，包括党支书在内的中国农民，都能熟见其详。阉人，偶尔听说过，那是十分遥远的事。
北京城里的真命天子，才干这等缺德勾当。党支书只知道听毛主席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根本不知道还有甚么“输卵、输精”这类天方夜谈。招来宝可就惨了！民兵用担架抬她回家，伤口痛，半个月起不了床。党支书隔天就来探望一次，劝她静心养病，按公社党委规定，凡做了结扎手术，休养期间，口粮照发，工分照记，另外，免费提供糯米十斤、白糖五斤、鸡蛋两斤、白酒两斤，补养身子。招来宝好像被人强奸了一般，要死要活，不吃不眠，痛哭不已，党支书亲手送来的“补养品”，扔了一地。党支书慌了，派来一位年青的妇女会主任，日夜陪伴，做她的思想工作﹝用现在的话说，或可叫做“政治心理开导”﹞，以防不测。
不久就弄明白了原委。招来宝的丈夫康老三，三兄弟都在香港打工。老大早年在一次工场事故中殒命，这一房就绝了。老二熬到快五十岁，好不容易才与一个寡妇同居，据说，那寡妇徐娘老矣，无后已经注定。康家一门的香火，只能靠老三和来宝夫妇了。这就是招来宝生了两个女儿之后，还坚持要再生一个儿子的原因。
康老三连夜从香港赶了回来，陪着妻子哭了三天三夜，全乡男女都暗自陪着流泪。党支书多次登门赔不是，甚至指着自己的鼻子骂：我要真知道是这样，刀架在脖子上，也决不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康老三临走前只丢下一句话：只顾自己万岁，不顾百姓绝户！丈夫再也不回来了。招来宝要不是想着还有两个可怜的小女儿，恨不得一头撞死。现在，有时清醒，有时糊涂，一个貌美又能干的女子，竟变成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疯婆子。
偏执狂与自恐症
长时间以来，有一长串的问号，令外界百思不得其解。
譬如，像上述这样一桩惨事，断人后与挖人祖坟，同样罪大恶极，为何要做绝了？看来，不像是某一基层干部个人的行为，而是这种带有普遍性的“阉人”运动，在党中央下达的党内机密文件里，完全可以找到政策性的依据。不过，党内文件的管理极其严密，县〈处〉级以上的机关单位，都设有专职的机要科和机要员，哪一级的干部看哪一级﹝机密级﹞文件，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党委第一书记能看的文件，第二书记就不能看，只能听口头传达。有时，第一书记会故意提出一项政策性的意见，在常委会上引起争论，如果争论不可开交，最后，就以“中央文件”精神，平息众议。甚至，有的还利用这种“政治待遇”的等级差别，名正言顺的打击对手。
党支书和普通党员一样，是“看”不到中央文件的，最了不起是比党员早些时间“听”传达。能听到多少“精神”，全靠记性。很多农村的党支书，识字不多，更谈不上甚么文化水平，如果遇上传达“精神”的公社领导人，也是“半桶水”，那真是“鸭子听雷”。仅传达最高指示，就闹了不少笑话：“对犯错误的人，要惩前庇后。”传达成“争先恐后”。“人的正确思想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变成“人的正确思想，是天上掉下来的。”﹝翻第二页﹞“还有个妈。”“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郁郁〉葱葱。”读成“更加都都忽忽”。
现在回到正题。中央为甚么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答案是十分简单的，因为发现人口增长太快，新生人口大大超出死亡人口。那么，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早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开始推行了。计划经济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障“人人有饭吃”。这就抓住了“人”和“饭”这一对主要矛盾。按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的论断，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人和饭这对矛盾，抓了半个世纪，解决了没有？只怕是“子之矛”对“子之盾”。看来，如果跳不出这套僵死的政治制度，新世纪再抓五十年，恐怕还是劳而无功。
一九五五年，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统一部署，印制粮票。粮食部印制的“全国通用粮票”和各省市县印制的地区“专用粮票”，随着粮食定量供应落实到人，公开发行并合法流通。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本户口簿，登记着户主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等个人资料。凭公安派出所发给的户口簿，才能在街道粮食店领取一本粮食供应簿，在各人名下，注明粮食定量多少斤。如果出门办事，不能回家吃饭，必须在机关饭堂或饭店搭食，就必须交粮票。按照你的粮食定量，该吃多少是多少﹝绝不能“需吃多少是多少”﹞。所以，吃饭的一些习惯用语也改变了，譬如，“一顿吃几碗饭”就没有人说了，都说“一顿吃几两饭”。
这里 ，“人”和“饭”这两个统计数字，就有了实际的意义。根据人口，制定粮食生产计划，或是按照粮食收成，制定口粮限额计划，进可攻，退可守，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可是，毛主席亲手破坏了“计划”。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ALL CAN YOU EAT。许多公共食堂还大放“卫星”。﹝笔者附注：一九五六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被认为是苏联在军备竞赛上，第一次超越美国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印证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所以，“大跃进”期间，提出“超英赶美”，各行各业都在狂热的政治鼓动下，竞相大放“卫星”。到一九六一年，公社化失败，饿殍遍野。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中苏公开论战，中共指控苏共为“修正主义叛徒”，故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之说。﹞ 那种“放卫星”式的“吃”，用一个“撑”字可能更贴切。全国五亿人，放开肚皮，“撑”了三个月，就把全年的“计划用粮”全数“撑”光。这才是“三年自然灾害”或“经济生活困难”的真相。
前文提到，全国按人口定量供应粮食，中央就设立粮食部、各省设粮食厅、各县设粮食局，专门处理日常粮食购销事务。这个政府系统机构，政治上属同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领导。人口和粮食，就成为日常统计的主要项目。三年﹝即五九年夏至六一年夏﹞大饥荒，每年生产多少粮食、棉花、油料？每年死亡人口多少？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各占多少？每年人口增长或减少多少？这几项最基本的统计──即关系国计民生大计的数目字，被列为 “绝密”资料，深锁于绝密档案柜，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解秘”的迹象。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极不公平和极不负责的。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宣传口径”和“实际供应”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出某些端倪。所谓“宣传口径”，就是从一九六三年提出“农业学大寨”以后，每年都统一以“今年是个丰收年，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纪录”为对外宣传标准，直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驾崩”，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仍然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夺得第十三个丰收年”。“实际供应”又如何？人人不可须臾或缺的口粮，基本上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定量”水平，保持二十年不变或略有下降。全民从饥荒年，进入“瓜菜代”时期。粮食不够吃，有时代以瓜菜。连瓜菜也限量供应，只好勒紧裤带，“好自为之”了。
一整套人口管理﹝户籍政策﹞和粮食管理﹝粮食产、购、销政策﹞，通过各级党委强制推行，向全民灌输一个信念：“一切听从党安排”。在安排口粮这件大事上，当然也是“党让吃多少就是多少”。阳光、空气、水和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条件，其中只有粮食，是人类唯一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创造的。有了粮食，人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才能有如此辉煌的文明史和文化史。
在中国，生产粮食的农民，被宣布为“土地的主人”，但吃饭只能吃多少，却要绝对“听从党安排”。为了给辘辘饥肠多喂几颗粮食，终于在密如蛛网的粮食政策中，找到了唯一可以通过的“网眼”，那就是人民公社“七二一”分配制中的“七”──即七成粮食按人口平均分配。发现这个“网眼”，不讲自明，多添一口，多得一份口粮﹝约合大米三百六十五斤﹞。如何多添一口，也是不讲自明，生孩子！口粮限量，人口没有限量，哪有不争先恐后去钻这个“网眼”的？几亿农民“性”致勃勃，生育不息。党的“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通通敌不过几亿农民大生孩子。这就出现了史所未见的怪圈：人口越来越多，口粮越来越少。或者这么说：越是吃不饱，越要生孩子。
毛主席一意孤行强制推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仍然是以人为对象的革命运动，对人与饭的矛盾当然十分了解。人口增长完全失控的主要原因，就是公社化实施的那一套口粮平均分配政策，毛也是了如指掌的。不过，毛从来不敢正视这个真相，也不容许他人触及。庐山会议打击“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继而在文革中灭刘﹝少奇﹞铲林﹝彪﹞，都表现出毛历来行事的偏执狂个性。
毛当然还了解，对“越是吃不饱越要生”的大量婴儿，不仅没有办法喂饱，跟着而来的一系列极其棘手的社会问题，例如燃料、日用品、医疗、住房、交通、教育等等，将成为压在社会主义共和国头上的一座大山。更可怕的是，农村中越来越多的既缺粮食又缺教育的“接班人”，谁能担保不是将来的“掘墓人”？这才是毛最感恐惧的心病。
阉人运动悄悄兴起
计划生育，说得粗俗些，叫做“阉人”，首先拿农民开刀。
自古以来，阉鸡阉猪阉牛，是农村中最常见的农事活动之一。中国的阉鸡术，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堪称世界一绝。在农村小巷里，阉鸡师傅坐在小板凳上，旁边摆开一盆清水，四把特制的小器具，一声吆喝：“阉鸡唻！”就有一些农妇，手里抓着尚未成熟的小公鸡，前来求阉。不须要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连简单的语言沟通也是多余的。阉鸡师傅接过小公鸡，一脚踩住鸡翅膀，一脚踩住鸡脚，不消毒也不需麻药，在鸡肋间割了一刀，随即将切口撑开，用一丝马尾，伸入鸡腹腔，套住鸡睾丸，来回拉几下，就将输精管切断，再用一把小铜杓，将花生米大小的睾丸取出，丢进水盆里，然后再取第二颗睾丸。切口不需缝合，也不需贴胶布，师傅移开两脚，小公鸡自动跑开，好像甚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大约一两分钟，就可以阉完一只鸡。
把计划生育说成“阉”，是最通俗的一种说法，似乎有些不敬，却和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血肉相关。尤其是农村，悄悄地兴起一场“阉人运动”，弄得鸡飞狗跳，闻“阉”丧胆。
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阉”，计划生育作为党的一项重大政策﹝八十年代升格为国策﹞，和推行其他重大政策一样，总是“文场”开路。各级党的宣传文化机关，编写了一批又一批有关计划生育的宣传资料，运用当地群众喜见乐闻的文艺形式，通过黑板报、有线广播、壁画、歌舞剧演唱等手段，铺天盖地展开宣传攻势。问题是如此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宣传，早已将老百姓的耳目磨出老茧，失去知觉。毛主席早年大肆伐挞的“党八股”、“教条主义”，建国以后却风起云涌，大行其道。限制生育的宣传如此不得人心，而实际上鼓励生育的“七二一”分配制，几乎不作任何宣传，广大农民群众即趋之若鹜，岂不是拙拙怪事？
“文场”草草收场，即进入实质性采取措施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两个步骤：推广避孕套和结扎手术。
推广避孕套，在城市人口中悄悄进行，比较顺利。在农村推广避孕套，简直是一场笑料百出的滑稽戏。在人民公社体制内，计划生育的任务，当然由各生产大队党支部包干，再具体分工，这项“难以启齿”的差事，往往落在妇女会主任身上。夫妻间的房事，历来只做不说，更不容他人介入。一旦“走漏风声”，轻者被视为不正经，重者为流氓。现在，要一个未婚的青年妇女会主任，面对全大队数百名已婚男子汉，公开讲授避孕套及其使用方法，从党的立场上讲，无疑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考验。
一位妇女会主任，怀着对毛主席无比敬爱的虔诚，登门向一对农民夫妇传授避孕法，不知道是主任说不清楚，还是农民夫妇听不明白，说了等于没说，听了等于没听。主任没办法，最后不得不拿出一个保险套，套在一把锄头柄上，做了实物示范。农民夫妇是否弄明白了不得而知，早把个女主任羞死，一张脸红得像下蛋的小母鸡。过了三个月，那农妇又怀孕了。主任闻讯急得跳脚，立即登门问罪。农民夫妇依然懵懵懂懂，一再追问，不得要领。问他怎样使用保险套？他说，按照主任的示范，把那小套子套在原来那根锄柄上。主任一听，当场气结。
实践证明：向农民推广保险套，收效极微。人口暴增与粮食短缺的压力，从党中央到各级党委，都无法承受。于是，结扎手术就出台了。
输精管结扎术毕竟与阉鸡术不同，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西医外科医生，没有必须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是不能随便做这种手术的。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稍有怠慢，随时都有变成“阶级敌人”，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味道的可能。甚么“个人意愿”，甚么“合情合理合法”，都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属于“克己复礼”的范畴，都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联系实际的人和事，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第一批接受手术的农民，由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带领，搭乘县委派来的大卡车，直接送到县人民医院。病人多，医生少，经过严格培训的外科医生更少。穷则变，变则通，未必不是变通的变通。手术室门口，“病人”排好队，由党支书主持“表忠”仪式，一起挥动小红书，高声朗诵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依次进入手术室。再看手术室内，有条不紊的进行“流水作业”，进来一个“阉”一个，主刀医生只管切开，找到输精管，剪断，扎好，其他收尾，全交由助手护士去处理。
凡做手术，不管大小，都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成功了，很快康复。如果失败，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各式各样的症状，疼痛最常见，有的起不了床，有的像拧了筋，进退维艰，有的萎靡不振，疲乏不堪，也有的雄风不再，总之，这些人家可惨了，壮壮实实一个男子汉，阉成废人，在外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内又不能尽夫妻之道。妻子们不约而同，相继到党支书门口哭哭啼啼“告地状”，弄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
也许是手术失误率过高，在仍然依靠体力劳动支撑的农业社会里，男人失去或减弱劳动能力，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元气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于是，阉男转为阉女。首当其冲的是“超计划”又再度怀孕的妇女，一律强制人工堕胎，并立即做输卵管结扎手术。这回是演出“全武行”，由党支书带着民兵，突击行动，把所有孕妇，一个不漏地押上大卡车，直奔县医院。有一位姓劳的农民，外出回家，知道妻子已被民兵押走，一口气追了几十里，哪里能追得上？等他赶到医院，妻子已被强制执行堕胎，流血不止，抢救乏术，一命乌呼！劳姓农民见妻子已死，打下的胎儿竟是八个月大的男婴，痛哭失声，一头撞死在砖墙上。
阉鸡阉猪始于何时，已难查考。阉人，史家记载，始于汉武帝实施残酷的宫刑，割掉司马迁的外生殖器，是中国皇帝首创的一项刑罚。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律法上判以宫刑的案例，极为鲜见。倒是皇家为了保证后宫佳丽三千，绝对归皇帝独自享用，硬性规定：内宫所有男性仆役，必须一律去势。这样一批又一批被残害的男子，历经千年，到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皇朝的统治，太监才最后成为历史名词。人们无法料到，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亿万劳苦农民，不分男女，只要“超生”，一律受阉。所不同的是，毛主席决意落实清末名丞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借助西洋的外科手术，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口消肿，可惜收效甚微。
手术失误，固然造成许多悲剧，而“大跃进”、人民公社、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失败，给全民族造成的灾难，更是后患无穷。
七千万魔鬼找不到地狱
二○○ 一年三月六日，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芳林小学师生被迫在课室加工爆竹意外发生爆炸，课室倒塌，学童、教师死亡四十多人，伤残数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七日发表声明出，这场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为罹难儿童的家人感到遗憾。我们的愤慨则针对强迫年仅八岁儿童在校园内从事爆竹加工的校方人员。”声明更指出：“尤其令人惊骇的是，罹难的小学生是在原本最安全的场所──学校内，从事特别危险的工作。”据说，该镇一名副镇长在悲剧发生后表示：很好，减轻计划生育的压力。副镇长这一表示，无意间流露出“一胎化”仍然造成巨大压力的无可奈何心态。
但是，人口爆炸要比“加工爆竹意外发生爆炸”严重千万倍。由于原来人口增长失控，基数太大，虽强制推行一胎化，对超生的公职官员，一律双开 (开除公职、党籍)，对各族百姓、尤其是农民，一律高额罚款，甚至演出拘人、拆屋、“牵猪剥鼎”等暴行，仍然无济于事，净增人口超出一千万。
人口生育过剩已经十分头痛，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旧观念，又产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据中国部份省市人口抽样调查和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央男性已经比女性多出三千六百八十万人，而且，年龄越小所占比例越大，又表明了性别比例失衡状态正不断加深。据预测，到本(二十)世纪末，中国男性将多出七千万人。这就是说，七千万条男子汉，找不到老婆。
由此，可以知道，中国人的“陋习恶俗”──弃女婴、溺女婴，已经严重到甚么地步。而七千万找不到老婆的男子汉，一旦春情勃发，可能做出甚么“出轨”的事，是无从预料的。读过古典作家薄迦丘《十日谈》，也许不会忘记这样的故事：少女阿莉白出家修行，遇上修道士鲁斯谛科，教了她把魔鬼送进地狱的方法。其实，在正常的社会里，“魔鬼进入地狱”这类风花雪月好事，往往是不学自通的。但在中国如此异常的状态下，七千万无法进入地狱的魔鬼，捣起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何况，当今“繁荣娼盛”，包二奶成风，尤其许多贪官，一人就多占了一个两个甚至数十个应该属于他人的“地狱”，迫使更多“魔鬼”起来闹事，社会还能不动荡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