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常常来报社参加编委会，向编辑部干部讲话。讲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耀邦同志从坐位上站起来，口里讲着手里比划着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音，有言论，争取每期有一篇社论……”他要我们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又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伊朗等中东国家。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家主持工作，并领导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个称报纸成了“布告牌”、“传声筒”、“留声机”的发言，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几经折腾，邓小平同志说了话，保护他过了关，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由于保护他爱人，为她开脱“胡风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鼓吹反官僚主义，《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还发表团的“独立性” 言论，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讲了三点：1、团的学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2、团的基层工作薄弱；3、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五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书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三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二十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四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九个编委打了五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1957年9月末，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结束访问中东几个国家，回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一下飞机，他就打长途电话，问团中央主管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书记××：“家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啦？”
答：“已经结束了。”
耀邦问：“这么快呀，打了多少人？”
答：“七十一人。”
耀邦问：“《中国青年报》呢？”
答：“十七人。”
耀邦说：“损失惨重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详细地了解了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形，认为有不少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无反党的行动，是不应该打成右派分子的。他想为《中国青年报》的两位副总编辑－－－钟沛璋和我平反。在团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为钟沛璋平反，出席会议的书记们，因受反右派斗争“左”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平反也只好作罢。
1958年2月，团中央系统71名挨整的右派，要下放到山西省平顺县去劳动改造。出发前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大会议室接见大家。他说：“你们人很多，我来不及一个个找你们谈话。今天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也算给你们送行吧。我今天要讲的，集中起来是‘两个十分’的问题。”
大家听了不甚明了，这“两个十分”是什么意思。他慢慢地说，这“两个十分”，一个“十分”是，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你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第二个“十分”是，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第一个 “十分”，他只讲了两句话，再没有多讲。第二个“十分”，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大意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点不摔跤子，只是摔得多，摔得少而已。他还问大家，摔了跤子怎么办？一句话，摔了跤就爬起来，在哪里摔的，就在哪里爬起来。摔跤子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坏事。可以吸取教训，以后不再摔跤子。为什么说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呢？第一，因为你们年轻。如果是老年人，摔了跤子爬起来，来日也不多了。你们不同，才二三十岁，还有几十年好过。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很长，改正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嘛。第二，你们有文化知识，有一定专长，可以用你们的本领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第三，你们受过党的长期的教育，不少人还是党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了好的表现，将来还可以入党，党的大门对你们会敞开的。
耀邦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没有摆训人的架子，更多地是亲切的关怀。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什么大首长，倒像个慈祥的长者。
临走时，我送他下楼。从他1952年秋来团中央以后，我和他接触很多，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各报刊和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都要到他家中去开“神仙会”，汇报青少年情况，议论可写的社论、文章。他出题目的社论，我就写过十二篇，写好要送给他看、修改，交心的时候也很多。他拉着我的手说：“陈模，下乡劳动习惯吗？”我说：“我是贫农出身，从小干过农活。”他说：“你摔了跟头，要想得开，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谢了他，说：“我会努力的。”他点了点头。
时间过得真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被借调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儿童文学》杂志编辑室主任。1977年的7月，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我1957年的冤案平反。不久，团中央机关党委派人找我说，你给耀邦同志写的信他收到了，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上说，他完全同意为你的冤案平反。只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公安部、民委、统战部正在起草为右派改正的87号文件，不久会发下这个文件。在文件发下来以前，你是否可以先重新入党？我说：“我是1938年5月入党的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呢？”来人说：“这是权宜之计，耀邦的一份用心嘛。”我没有同意，来人走了。
过了几天，来人又找我，劝我先重新入党，便于为党工作。我说：“那样，我要保留恢复党籍的权利。”来人表示同意，我就在入党志愿书上注明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天夜里，中国少儿出版社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一致通过我重新入党。团中央代表宣布任命我担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二十一年没有工作，如今走上工作岗位，感慨与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狠抓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无非是给挨整的人平反，重建编辑队伍，不断扩大出书品种，恢复原有杂志，增加新的杂志等等，这就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