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可替代，财产可以转移。毫无疑问，丧命要比夺财严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财产的损失多少可以赔偿可以纠正，生命的损失却是不可赔偿不可纠正的。财产可以失而复得，人却不能死而复生。再有，从事后追究惩罚的角度看，张三杀了人，张三死了，你不能抓张三的儿子抵命；但若是张三抢夺他人的财产，而他后来又把财产留给他的儿子，那云5c，张三死后，我们完全可以找张三的儿子还这笔帐。父罪不应子抵，父债却可子偿（只要父子间有财产继承关系，而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对于杀人这种大恶，在拖过若干时日之后，人们无法惩罚，无法对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因而不得不放弃追究（或者说只能进行象征性的追究）；对于夺财这种较小之恶，即便经过若干时日，人们仍然能够惩罚，仍然能够对受害者给予比较实质性的补偿，因此会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丧父之痛易忘，失财之恨难消”吗？人们对较小之恶穷追不舍，对更大之恶反倒轻轻放过。其实，这不是荒唐，这是无奈。阿伦特说：“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简单地说，杀人之罪，一代之后，人们就很难追究惩罚；夺财之罪，即便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些却依然是可以追究惩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警告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是有道理的。同样是矫正正义，经济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难百倍。
第一、政治平反主要涉及良心犯和政治犯。在今日中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虽然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总人口比例上只占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经济上受损害的人就多多了。经济清算涉及千家万户，在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都遭到剥夺和损害。尽管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繁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改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被剥夺被损害的；而在贫富悬殊的刺激下，贫困者的被剥夺感尤其强烈。
第二、一般来说，政治平反要惩罚的人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他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虽然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责，也许只需要对一小撮领导者实行惩罚；追究经济犯罪，免不了要对一大批官员问罪。
第三、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罢甘休的。
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民怨民愤越积越深。当局本该厉行政改，建立起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机制，以期遏制腐败，还财于民。但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加速权贵私有化，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维权运动的打压。他们妄图借助暴力高压硬撑下去，让时间把黑钱漂白，让时间把欠债赖掉。但是，考惮7b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因此当局的这种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饮鸩止渴，错上加错；它使得良性的民主转型愈加艰难，恶性的社会崩溃愈难避免。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