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任帮主是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邓小平美其名为“核心”。）帮主为了建立一言九鼎的权势和威望，总是要动用他掌握的宣传机器（党的喉舌），通过他的忠实奴仆的吹捧，把自己变成党的同义词，然后再逐步凌驾于党之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报刊杂志把原来的“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谓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这就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毛泽东是位于党中央（按民主集中制，也即全党）之上的。1992年，退休的前党主席、身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邓小平，通过南行讲话使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急转弯，这在事实上表明了邓小平是位于党中央之上的。江帮主也想学习前两任帮主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无聊的帮闲文人帮他想出了文理尚嫌不通的嵌字句：“江淮之水泽于民”，在全国广为传播。只是江帮主的人望太低，加上有以邓力群为首的老左派的钳制，所以无法得逞。
当帮主凌驾于全党之上以后，他就实现了由人到神的转变。他就变成了宗教的教宗，高高地坐在神坛之上，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施展神威，发号施令。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进一步由封建帮会组织演变成了教宗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庄严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共产党把它的指导思想等同于宗教教义，只许人民信仰和崇拜，不许人民质疑和批评。所以这一宣告在事实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大陆上的第二党国（蒋介石自称他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党国，是为中国大陆上的第一党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
在此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怀疑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党，就有囹圄之灾。任何人，如果他想入党、在党（进而升官发财），他就必须对教义和教宗忠贞无二。他就必须阉割掉他的思想功能，无条件地听党（教宗）的话，做党（教宗）的驯服工具，把党性原则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哪怕党已经蜕化变质，与人民为敌；哪怕党的方针政策与理性、人性、正义、良知、人权、道德、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把思想阉割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必须阉割他的道德观念和独立精神。
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原则上的抽象要求。它的具体体现则是听上级的话，做上级的驯服工具，（民主集中制的规则之一：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封建帮会中，下级对上级唯唯诺诺、吹吹拍拍、有求必应、有令必行。对此，一名刻苦钻研的党干甚至还写出了一本“学术专着”《下级学》，恬不知耻地专题讨论下级应该如何揣摩上级的意图，把吹牛拍马的功夫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这样的书可以堂而皇之的正式出版，这说明共产党对该书的观点是赞赏的、鼓励的。与此相反，下级对上级怀疑、批评和违抗是绝对不容许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无异于违法乱纪、忤逆不道，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敢作敢为、坚持真理的人越来越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之徒却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令人憎恶的落后腐败的逆淘汰机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它凌驾于人民、国家、法律之上，僭占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把国家当作它挥霍无度的私有财产和镇压异己的暴力机器。作为它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党员享有政治特权，通过权钱交易还可以捞取经济实惠。所以，许多追名逐利之徒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独立思想，抛弃人类的道德观念，心甘情愿地当心灵太监、思想太监、精神太监，想在这个封建帮会和宗教组织中占据一席地位元，捞到一些好处。这与明“景泰（明景帝1450年）以来，近畿民畏避差役，希图富贵者，往往自宫赴礼部求进”[1]，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不能否认，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轻信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空洞口号，满怀革命激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之后，他们如果想在党内呆下去，就必须按照党的要求挥刀自宫，阉割自己的思想功能和独立精神。如果他们坚持要做一个功能完整、独立自主的人，他们就或迟或早会被共产党的选劣去优的逆淘汰机制淘汰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共产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倒行逆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由衷信仰马列主义教条的人越来越少。在夜深人静之际，中国共产党的现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人如果扪心自问，据实以答，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承认，连他们自己也不再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他们之所以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宗教就失去了教义和经典，他们的政权就会随之轰然倒塌，他们享有的特权将会不翼而飞！
明朝的法律是严禁自宫的。弘治5年12月，礼部曾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及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1]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却大力提倡、热情鼓励、强烈要求、严格规定全国人民必须阉割掉自己的独立思想。它要求人民向组织靠拢、向党交心、站稳阶级立场、反戈一击、大义灭亲，也就是命令人民自残心灵、自闭思想、自绝精神、自投体制罗网，以大无畏的精神挥刀自宫，争取加入它的帮会和宗教。这些做法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
（二）
共产党掌权伊始，农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当家作了主人”。他们认为共产党把他们由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由衷地拥护新社会，相信共产党，以为共产党真的能够把他们带入共产主义，过上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因此，当时的工农大众在思想上与共产党几乎没有隔阂。但是，知识份子却大为不同。他们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欧美教育，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工农好。他们中的姣姣者留下来没有跟国民党走，甚至专程从欧美国家赶回来报效祖国，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憎恶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期盼新生的共和国能够一改旧中国的陈腐气息，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所以，他们对共产党不像工农那样感恩戴德，对共产党“一边倒”（向苏联）的方针政策也不像工农那样盲目拥护。
以马列主义为宗教的共产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遂于1951年底发动了一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物件的“思想改造运动”，胁迫知识份子抛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转变为马列主义信徒。在这场胁迫自宫的运动中，各大学的党委发动学生、职工中的“积极份子”（业已挥刀自宫者），大会批判、小会“帮助”，对必须交待“过关”的教授们一一受过欧美教育的大知识份子一一进行围攻，追查他们的历史，逼迫他们主动认罪。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号召全国“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帕粝吕吹奈鄱鞠锤删弧薄?p>知识份子虽没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类的问题，可是人人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谁也不敢说自己一身清白。为了避免与这个咄咄逼人的新政权发生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大多数知识份子只好低头认罪、向共产党表示竭诚效忠。许多享誉中外的大学者争先恐后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罗常培、金岳霖、钱端升、王家楫、周培源、梁思成、陆志韦、潘光旦、冯友兰等），有的人还主动给自己带上了剥削阶级帽子（例如茅以升）。少数不甘自宫的知识份子失去了教职（例如刘文典）。有的知识份子不堪侮辱，甚至以自杀来表达最后的抗议（例如高崇熙）[2]。
就这样，共产党邪教以“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胁迫知识份子自宫的预定目标。从此，独立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就基本上不再存在了。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忘记了他们是民族的良知，应该为民族发出时代的呐喊。在被迫自宫以后，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向共产党政权争宠献媚，以免再受批判和“帮助”，诚惶诚恐的就是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和重用，丢失已有的名誉和地位。
笔者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在党的教育（胁迫）下，自觉改造思想（自宫）的“先进”高级知识份子。从五十年代起，他就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总算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受到重大打击，并且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谆谆告诫笔者，“一定要自觉改造思想，向组织交心，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组织。加入了组织，你就会感到自己无比强大。你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你就成了组织的一员！”笔者进大学以后，统管全家财务的继母给笔者每个月的生活费在缴完伙食费后只剩下五毛钱。笔者觉得无以为生，写信向父亲讨钱，说“我一人在外，举目无亲。你们起码应该寄给我全家人的人均生活费。”父亲的回信叫笔者哭笑不得。他说：“你怎么能说你是‘一人在外，举目无亲’呢？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党、有组织、有群众。你永远都不会是 ‘一人在外，举目无亲’的。”笔者不怀疑父亲的真诚。
在他的心目中，党、组织、群众就像如来佛，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解决任何人的任何困难。在党的教育下，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而每一个个人首先要关心,要忙碌的还是他(她)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可能管到你今天没有钱买墨水,明天没有钱买纸张！而且，象他那样泛泛地谈论党、组织和群众,这本身就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他忘记了,党、组织和群众是讲阶级路线的.党、组织和群众首先关心氖枪と私准逗推断轮信┮约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