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主制度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东方，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实验之前，在西方，希腊人就已经开始了民主制度的实验。在广场上，希腊自由民辩论国家大事，用豆子选出自己信赖的国家统治者。民主制度就这么简单，按一定的规则，个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和见解，对国家大事，对国家统治者表明态度，最后接受由规则导出的结果，实质上是按规则由国民大众治理国家。在古代希腊，这种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近现代的欧美，这种民主制度也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制度并不要求公民个个是满腹经纶，高瞻远瞩的哲人贤士，有多高的觉悟，有多深的见解，只要能认识自己的利益，能尽自己的义务即可。由于生活非常复杂，简单化的民主制度有时就应付不了，甚至于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多数公民作出最有害于国家的错事坏事，聪明的苏格拉底被民主地处死了，固守各自利益的城邦民主地瓦解了，希腊的民主实验失败了。失败了的希腊民主没有错，问题出在民主没有随时而化，与时俱进。复兴了古希腊文明传统的欧洲，在复兴希腊民主制度的同时，根据生活的提示，大大丰富了民主制度，自由，人权，宪法，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内阁制，简单的民主制愈来愈复杂了，粗糙的民主制愈来愈完善了，民主制度愈完善，民主制度的结构就愈复杂。民主制度和生活同步发展。
但是，民主制度再复杂，公民遵循一定的规则，依据自己的利益和见解，行使权力，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说中国人素质低，是指中国人傻到不知道自己的利益么？显然不是。是指中国人不懂得遵循规则么？过去的旧中国，现在的中国大陆，除了统治者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规则外，还有什么别的规则可言么？同是一个中国，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台湾同胞的素质就不低，可以实行民主制度，大见成效，大陆同胞就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制度么？这也太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不过依实而论，大陆同胞素质低之说，也许意在强调治理国家之难，治理者素质之高，并无心贬低治下的百姓。然而认为同胞们只有在特定的统治者治理之下才能生存，总归不妥。在家天下的古代也许是那样，在争夺天下财富人口的生死搏斗中，确实是只有最狡猾，最阴险，最无耻的枭雄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独占江山，享尽荣华富贵。他们说自己奉天承运，历史造就，当然是假话。为了“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们日施手段，夜费心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则是真的。从成为他们的猎物这一点说，老百姓的“素质”比统治者低，倒也不错。然而，西晋亡于五胡，宋亡于金元，明亡于满清，清实亡于东洋西洋，原因可全在统治者身上，从治理国家这个角度讲，统治者素质之低，远低于被统治的百姓，史有明鉴，有目共睹。
现在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家天下那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已经无用，完全过时，最先进的现实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率土之滨，莫非民主”。统治者再不是秉承天命的天子，专制民命的主子，不过是照章（宪法）办事的工作人员，人民运用的治国工具。既不神秘，也不神圣。一如美国总统林肯所说，“我之所以暂且当选总统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我的经历证明了你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能力入主白宫，就像我父亲的儿子已经做到的那样”。一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有人讥笑他“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时所说的，“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现代民主政体的领导人都知道，他们的聪明才智必须按宪法规定做好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他们的价值只能体现在谋国家发展，谋人民幸福上。他们鄙视唾弃为了自己个人权势地位施展的谋略权术，从政，对他们个人来说，最后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1963年辞职后在家养老的丘吉尔被美国赠与“荣誉公民”的称号，垂暮之年的二战英雄答谢道，“我曾取得过很多成就，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他在台上，没有利用首相的职位发财致富，没有利用胜利的威望封妻荫子，发现自己精力不支，便主动请辞回家，而离开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大名鼎鼎的他也不过是一介公民。
这才是现代人的素质，中国人确实缺乏。中国人的素质确实需要在学习中，在生活的磨练中，与时俱进，随时而化，逐步增强，逐步提高。当民主制度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时，中国人的素质也会成为人生的珠穆拉玛峰，被世界景仰。不过眼下比较起来，现代人的素质，是百姓缺得多呢，还是领导缺得多呢？很明显，领导缺得更多些。这从他们仍在坚持家天下的传统中可以看出来，这从他们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大搞成世界之最，把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搞得少到令教科文组织代表愤怒的程度，把中国卫生资源分布不公搞到令世卫官员震惊的程度,却仍陶醉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可以看出来，贵为领导，富有四海，实在太缺乏现代人的素质了。中国过去有句老话，“挥新浜蟮牧斓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