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世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法适应农村生活，更有些七老八十的老人和尚未成年的儿童没有劳动力，不能自食其力，无力参与当地生产队劳动，却仍要参与分口粮，无形中给当地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倍受当地农民怨恨。这些社会地位连农民都不如的老弱病残，陆陆续续逃难似的返回他们原居住地城镇。但由于他们在遣送农村时原有在城市里的户口早被注销，所以他们就成了没有户口，没有购粮本的黑人黑户。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就没有工作的权力，没有粮食配给的权力，孩子们没有上学的权力。甚至人死了，连火葬的权力都没有。有一老人病死街头，火葬场以没有户口无法登记为由，拒尸门外。
这些人在城市里过着四处乞讨，露宿街头的流浪生活竟达三年之久。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虽然早已下达有关文件准于这些人重新原籍落户，但山高皇着远，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拒不落实执行。人们也曾走访有关部门要求落实政策，以求尽快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中共官僚根本无视人民死活，一拖再拖。
1975年春，三十多万人终于忍无可忍，拖儿带女，携老扶幼，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我们要上学”等口号，并抬着不能火化的尸体到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静坐请愿。微腐的尸体就停放在中共昆明市委的大门口，路人无不为之恸容。
人们书写了“给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三封公开信”“告全市人民书”“叫化子造反”“五年来的第一顿饱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人可以休也”等大字报。目的是将三十几万人悲惨的生活现况公诸于世，希望引起中共当局和广大市民的关注和同情，并求予以解决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资格－－户口问题。
为什么要推行一种叫户口的野蛮制度？（图片由作者提供）
当大字报帖遍大街小巷，立即得到广大富有同情心的人们的关注，他们有的捐钱捐粮票，捐米捐衣服，有的餐馆甚至用三轮车将大桶的饭菜拉到省委市委的静坐示威现场，支持在省市委大院静坐了数天的成千上万的民众。
中共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同意派人与之谈判。当时我和另外十几人被民众推举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但是这个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西斯政权根本没有诚意解决民众疾苦，他们一方面以谈判拖延时间，一方面由公安暗中拟定逮捕黑名单，积极筹划镇压。1975年2月29日傍晚，中共当局出动军队和公安向正在中共云南省委静坐请愿的成千上万的民众实行大逮捕和驱赶，由省驻军代表当场宣布此一事件为现行反革命煽动闹事。将我与另外十几个素不相识的群众谈判代表打为现行反革命集团。同年八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我与颜渊，张X杰，刘松林，苗华明，周锦等十五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在昆明胜利堂公判，刑期最长的十五年，最短的五年，我被判八年。同时，一百多人被判劳教，成千上万的人由军车强行押送遣返至当地农村监督劳动。
我当时在云南省曲晴地区东山劳改煤矿二大队八中队劳改。此劳改队以采煤为主，又称为云南省第四十四监狱，对外邮政地址是云南省曲晴三号信箱。劳改期间，其妻携子来探望过我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她说我在劳改队里的日子比他们在外面的日子好过多了，他们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在社会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可与印度的贱民比拟。从她和次子的早逝来看，我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我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内心永远难安。可中国共产党欠咱全家的，全中国人民的，却从来就没有丝毫不安。这个邪恶的政权，邪恶的党，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罪恶墙上，遭万世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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