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横祸
当时，我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六九级的学生,对这场“毛主席亲手点燃的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离于运动之外，从不参与任何造反活动，是个道地的消遥派，闲着便和几个市西中学的老同学打桥牌。不幸，灾难还是降临到了我们这些很听话、非常遵纪守法的学生头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们中的吴正（上海科技大学物理系学生），王汝仁（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朱中震（同济大学城市建筑系学生），蔡济亮（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学生）先后被隔离审查。我和费叔子(同济大学地质系学生)尚未隔离，我俩碰了几次头，实在不明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费叔子也遭隔离审查。几天后，第一医学院造反派将我和蔡济亮押送同济大学，受三校（同济、一医、科大）联合的“二一一专案组”审查。
为什么叫“二一一专案组”呢？是因为王汝仁发起，我们这群消遥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带一个菜，在他家里聚餐。那天共有十余人参加，坐满了一个大圆桌。由此，专案组认定从那天起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行动的反革命小集团”。
刑讯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转移到同济大学的当晚，“二一一专案组”就在一个实验室里对我进行非法审讯。由于是三校联合专案组，因此审问我的人很多，少说也有二十多个。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是我同班同学王国民。他后来成了张春桥的大女婿。现任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中山医院副院长。
审讯开始前，他们先叫我除掉眼镜，以免我看清楚他们的面目，然后就要我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还反复要我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由于我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交代，专案组人员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有人开始打我耳光，他们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头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积起了一滩血。他们见我仍拒绝交代，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就将我按在地上，用扫帚柄猛击我的臀部，没打个几下，扫帚柄就折断了。后来，打手们将塑料电线编成了打不断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惨叫一声，像触电般在地上翻滚，……我的臀部很快便肿得像一块石头，痛彻心肺。
打手们打累了，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