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转型政治困境中迷失方向的领导人
不论是警方事先精心设计的行动方案，藉此警告控制异议抗议活动，还是高层干预、警方不能不放人，这次抓放行动都表明两点：第一，胡温当局感到局势可能不稳定，因此需要控制反对活动；否则，他们不会冒舆论谴责的危险抓人，特别是在需要营造祥和气氛的季节抓人。第二，他们感到严厉的镇压措施不是理直气壮的好事；否则，他们不仅不会放人，还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就像毛泽东时代一样。
这相互矛盾的两点表明，胡温正站在政治的十字路口上，而何去何从？他们尚犹豫不定。他们的犹豫心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现实，这个国家及其执政者在国家政治转型的重大关头，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政治建设思路，在应对转型政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的挑战时手足无措，无法把握局势发展演变。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正处在脱离极权政体的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但是，许多人并不真清楚极权政体的起源和转型动力以及其转型中的内在矛盾选择。实际上，胡锦涛面临的局面是后极权政体蜕变中的领导人都面临的政治选择困境。只有理解其起源、动力机制和可能的发展前景，才能在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的同时，不错过应有的机遇。
●极权政体及其转型的起源
极权政体，作为一种二十世纪的现代化政体，起源于意识形态运动和某些精英的政治努力。这些精英自认为掌握关于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因此他们想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和机会，改造社会，修理人性，从而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天堂；为此，他们不择手段，滥用暴力、欺骗，在精神上摧残独立心灵和思想，在政治上甚至肉体上消灭异端。
然而，由于悖逆人性和客观规律，在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生命代价后，这样的社会被证明不可能建立起来。于是，当初为理想而采取的手段呈现为纯粹赤裸裸的血腥灾难般的暴力和谎言。这时，极权政体开始发生蜕变或转型。
今天，我们抨击和谴责极权政体的政治实践时，残暴和谎言所激怒的正义感很容易使我们忘记，极权思想的真实起源其实是现代意识形态，极权国家机器是现代政治努力实践；更容易使我们设想，这个政治怪物一开始就是阴谋、谎言和暴力，忽视它初期的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而这种忘记和忽略，不仅使我们故意误解那些当年出于理想而追随缔造极权政治的领袖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动机，而且会使我们误解极权政体的转型可能前景及动力机制，还会使极权政体反对者中的某些人不了解极权政治留下的巨大政治教训，重犯当年极权主义缔造者的错误。
服务于激进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极权政治及其导致的灾难，是起源于现实政治中高尚理想主义者易犯的政治通病，当自认为掌握真理时，可以不尊重政敌的合法权益，可以在打击最凶恶敌人和讨还公道时不加节制地使用谎言和暴力，甚至将政敌概念和范围逐步扩展到不同意和不附和自己的势力和个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丧失理想的后极权社会中的领导者意识到极权政体荒诞和不合理，开始寻求摆脱旧的极权体制。然而，极权政体的政治遗产使得他们有深重的利益包袱和意识形态束缚，在认识到自己的失败时，却又不承认自己政敌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胜利。理想破灭后的权势位置以及对政敌思想的本能拒斥，使得他们往往对于理想和其他人类美好价值采取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态度，转而追求最实惠的物质利益作为发展标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他们继续以这种标准真心地或者作为藉口，继续封杀异议思想的传播和异议政治力量的发展空间。这正是邓小平以及邓小平时代的执政者的政治写照。
●后极权时代的转型政治机制
在极权政治以巨大代价失败后，不是所有的人和势力都认同对政治理念价值报虚无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简单追求物质利益的发展观念。至少，在后极权时代还有下述几种政治理念存在并争夺后极权时代的转型方向。
第一种是试图恢复旧的建立极权体制的理想主义。这些人认为，极权体制所追求的理想没有错。失败是由于背离了理想和理念造成的。他们以为，只要坚持理念和理想，就可以成功。他们仍然坚持极权政体，甚至认为目前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化的政治松动的后果。在目前的中国，他们是毛泽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中坚持极权政体或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邓力群是他们的代表。
第二种是激进主义的理想主义。这些人激烈反对极权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丧失理想后纯粹是谎言和暴力。他们希望依靠新的理念和理想重建社会。虽然他们反对极权体制的政治迫害，但他们对待不同意见和势力，也不宽容。他们的精神风采和政治心态，很像当年建立极权政体的理想主义者。在反抗极权体制的斗争中和与其他力量的冲突中，他们往往不注意手段的道义底线。
第三种是形形色色的威权主义。威权主义者多数不相信共产主义，即使相信也不认为能立即建立；他们也承认极权体制的不合理，甚至认为这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问题和失败的原因。但他们反对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不论他们的经济社会理想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是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威权政体，给人民一些经济和社会自由，但一个精英集团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垄断政治权力，以便贯彻他们认为必要的社会所需要的措施。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境中，关心平等并希望通过国家行政补救市场的新左派和反对全球化主张利用国家抵抗抵抗西方侵蚀的民族主义者，是威权政治的主要主张者。
第四种是自由主义者。虽然许多自由主义者不赞成共产主义的经济社会理念，但仍有相当部分自由主义者有社会主义情怀和信念。自由主义者最主要的特点是坚决反对极权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20 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灾难主要是政治迫害导致的问题。只要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各种思想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和互动竞争，将是中国发展的积极动力。
后极权时代的执政者的思路和政治转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政治统治，使政府治理走向理性化，并且松动了政治控制，但这仅仅是政体蜕变，还谈不上是真正的转型。这种蜕变不可能是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真正的转型需要关于政治体制建设的原则指导政体改革方向。正是关于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不同理念之间的斗争，构成后极权时代的政局变化动力机制。
最初，后极权领导的政治松动和开明思想，再结合经济改善，确实可以使得饱受极权统治苦楚的人们感到满足和幸福。然而，丧失理想的政治权势者贪得无厌地利用政治体制弊病滥用权力，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巧取豪夺，随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腐败、不公正和道德沦丧。后极权体制的日益严重的问题以及激发的普遍不满，使其无法继续维持。上述各种力量开始活跃，并挑战蜕变的极权政治，以启动真正的具有政治建设方向的转型。
●胡锦涛的两难困境的虚假性
共产党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再次面临重新选择的关头。蜕变的极权体制并不能取消选择，只不过推迟选择，并且恶化以后选择的机遇。如果政治领导人看不清选择的必要和可能的选择空间并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中国将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或迟或早地再次陷入乱局。
邓小平不认为政治选择重要；他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避免政治麻烦；邓小平讨厌政治。江泽民看清了选择的可能空间，但他没有做出应有的选择，而是在一再表示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后，实际上逐步滑向威权统治。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在邓江被耽误了二十多年。
胡锦涛在面对迭出不穷、日益恶化的成堆问题时，深深感到政治选择是重要必要、不能回避的，但确实看不出应当如何选择。当胡锦涛去西柏坡“朝圣”时，他遵循自幼年就被教导的革命传统去理解问题；他似乎是个传统的共产党人。在他心中，似乎以为，只要坚持了好的传统，就会实现政通人和的大治局面。但是，胡锦涛又知道改革开放的成就远非旧共产党统治可比，而且，他毕竟是邓小平一脉的嫡系传人，必须遵循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然而，改革开放后的问题，已经既无法以旧的体制和方法解决，又不能按照邓小平的方式回避了。他本人在接任核心前，曾一度表示对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兴趣，但接任后发现社会民主党的思路与现行体制太脱节，没有实行可能。一些威权政体的宣传者向他荐言实行“仁政”，他似乎正在考虑。此还外，表现出亲民情怀的胡锦涛确实不愿沿袭维持非民主体制必要的镇压民众和知识分子，他的良知使得他知道这是流氓行凶，会在青史留下骂名。
这就是胡锦涛，在国家面临转型关头，他作为舵手却迷失了方向，因此在几种理念竞争中国前途时，他内心分裂为几个胡锦涛相互冲突，有毛泽东的胡锦涛，有邓江的胡锦涛，有对社会民主党感兴趣的胡锦涛，还有个向往亲民的胡锦涛；他的政治领导信息也因此前后矛盾，摇摆不定。
实际上，胡锦涛的两难困境是虚假的；是他迷失政治方向的内心感受。
举眼前抓放人为例。他一方面觉得好领导不能抓无辜的人，知识分子没有犯罪，仅仅提出批评，不应当动用大刑；靠暴力维持的统治并不光彩；而且，镇压既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招致国内外的反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听凭知识分子公开批评，他会丧失维持统治的权威，不仅无法保持高度的动员力去贯彻他的意志，而且会引起更多的人效法知识分子挑战他的领导。无论如何，政府和执政党将陷入混乱。
因此，虽然胡锦涛感到两难困境，但这种两难困境其实虚假的。两难的实质是看不清可能的选择，因而在政治上顾此失彼，什么都要但又不可能。
●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政治
我认为，胡锦涛不会长期拖延不做出政治选择。关键是他会如何选择。在焦头烂额的现实折磨下，胡锦涛会逐步摆脱对旧的共产党教育的怀旧思念，他也不会狂热地迷恋其他理想主义思路。就目前情势而言，既然他没有政治思考能力想像和没有政治魄力做出其他选择，在目前体制中幕僚的主流心态约束下，他会务实地做出政治选择。如果这样，威权政体将是他最可能的选择。
选择威权政体，对于中国而言，不是最好的选择。威权政体有其存在的理由。其最好的理由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提供安全保障。在发展交给社会自主机制后，保留必要规模的政府以及相应的权力，调节贫富差距，向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并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实现社会总体利益所需要的发展方案，都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威权政体的理由。
然而，威权政体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执政者不是为公众利益而是为自己利益或特权集团利益服务时，人们缺少手段制约他们。此外，即使在最好的情形，即掌控威权政体的政治领袖大公无私，也有认识的局限或对于权力大小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应不一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情形，恰好是实行威权政体的最坏情形。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以及权钱乃至知识相互勾结的精英，正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无所不用其极地盘剥大众和劫掠国家财产。由于没有宪政民主政体提供的媒体、司法和选举手段有效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大众只能凭藉极权体制残存的虚假社会平等理念和旧体制内部的压力机制（内参、组织渠道反映意见和信访），无力地申诉痛苦，或者采取违法暴力方式绝望地抗争权贵。
建立威权政体，也许可以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控制局势，保持稳定。然而，其代价是越来越多的群体由于社会不公和政治压迫，失去享受发展的机会和收益但无法讨还公道，其后果是中国社会在表面发展的掩盖下，被撕裂和分解为相互隔膜、误解和敌视的群体。当发展挫折或其他危机出现时，中国会走向混乱，并且无论谁建立什么制度都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维系社会共识`认同和团结。
最近，有些学者试图提出恢复儒家传统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思想指导中国未来的转型。如果对于儒家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做出创造性转化或重新解释，结合宪政民主思想，那么，这不失为试图开发本土资源更好地进行转型的尝试。但是，如果试图以儒家思想为原则，指导建立消除政治竞争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那么很难成功。传统儒家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建立在对人性和社会规律的错误理解之上，因此未能成功地建立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两千年来，传统中国政治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残酷斗争，诸如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满门抄斩、和灭九族十族，在中国政治史上屡见不鲜。
●中国应有的选择：宪政民主
中国目前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提供控制和化解问题的出路。许多人以为，宪政民主是一场剧烈政治变动的革命，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误解；至少对于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和实际操作了解不全面。
其实，宪政民主自由，是在现有势力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分解、限制并且制约最高权力，并防止任何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出现；另一方面，界定政治斗争合法方式和仲裁争端的程序，严格控制各种违规谋取利益或破坏宪政保护的社会公益的行为。
尽管宪政民主的理念对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具有爆炸性威胁，可能有鼓动瓦解极权政体的思想作用，但实际上，宪政民主因其强调程序和承认既有的多元利益格局，在现实操作中常常是政治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历史上宪政最为成功的国家，也都被政治保守主义奉为楷模标本，例如英国和美国。
对于胡锦涛作为统治者面临的困境而言，问题不是选择镇压还是不镇压。国家，就其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疆域中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而言，就是暴力镇压机器；而国家垄断合法使用的暴力，是社会维持秩序的最后手段。当邓小平以美国发生的镇暴事件作为例证为他镇压89年民主运动辩护时，他不过是看到国家表面的类似之处。但仅仅看到镇压功能，并不能区分好的国家和坏的国家，即不同政体国家之间的区别。区别好国家与坏国家的问题是，依靠谁去镇压谁。而胡锦涛面临的真问题是，在什么道义和政治原则基础上、运用国家暴力维护什么和镇压什么。
所有统治者都声称自己代表人民，但只有自由民主国家一丝不苟地研究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平等地决定国家事务，既自由表达政治意见，又可以真正选择领导人。在这样的国家中，公民有权和平表达自己的意思，并争取成为主导国家政策的主流。如果在这样的国家中破坏规则，不服从既定程序的决定，会被认为是全社会的公敌。约束和制止这些违规的行为，不会遭致更大的政治反对。执政者可以理直气壮地执法。
宪政民主政体，表面上使得行政政府权限缩小并受规范，但实际上更强有力。由于撤除许多具体的事务管理和决策领导，从具体的利益纠纷中脱身，可以避免由此造成的财政包袱、不满压力和过失责任。又由于看守监护的是游戏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不满面和获得政治支持面。此外，镇压需要也大大缩小；言论出版、集会抗议和独立组织都不再需要禁止和镇压。而威权强势政府既招致很多利益冲突方的不满，又避免掌握资源和机会带来的官员腐败问题和方案失误的责任。
因此，胡锦涛和中国应该选择宪政民主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建设方向。这样才能摆脱两难困境带来的理性困惑和良心折磨。中国，也可以因此寻求到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结束语
极权政治的完结仅仅是中国政治演变的新起点，其目前的蜕变不过是过渡现象，迟早会有新的危机发生启动真正的政治转型。有政治思考能力的国人大都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