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的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摘自《九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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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与我丈夫都是回应“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到哪里去”的伟大号召,自愿离开大城市和江南水乡到祖国边陲,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热血青年。文革前丈夫是一所中学的教研组长,被学生誉为“语文大王”。我们经常接受学校对外讲授“观摩课”的任务。
66年6月，我因生小孩还未上班,丈夫没日没夜的正忙着为毕业班学生编写高考复习资料,准备迎接高考,谁也想不到，一夜之间他竟成了利用课堂散布封资修的“牛鬼蛇神”。三天过去了,除了一张大字报外,再没有任何动静,这可急坏了党组织。于是党组成员紧急策划,分头发动,。从党团员到教工,到全校学生,要大家擦亮眼睛,提高政治嗅觉,回忆每一堂课,查看每一本教案和批改过的作文,收集各教室墙上贴的标语(因他比较好说话,所以全校各教室的标语,几乎都是他写的),在我们接触过的所有人中找“罪证”。
一周过去了,大字报终于出来了,铺天盖地;高音喇叭也响起来了: “揪出XXX这个牛鬼蛇神!” “扒下画皮看其实质”。我家被诬为“X家黑店”,他们从我们所接触的人中筛选出“店小二”,说我们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借帮助青年教师为名，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他们，网罗黑店成员，反党反社会主义。
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也更深入了。他成为学校里“五大战区”被批斗的首要分子,来来去去都有人跟着,我家门口日夜有人“守卫”。我也自然地被划进这个圈子,关进“牛棚”,连同在我身边的两个孩子──小的年仅一个多月,大的还未满两周岁。特别是大孩子,7月份时,得了肝炎,校托儿所拒收,在这种情势下,我能把她托付给谁?不幸的是肝炎还没治好,又得了肾炎,一个病孩子本应该得到应有的休息和护理,但她却要陪着我们出入批斗现场,跟着我们去“劳改”处所,不管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刺骨,都不能幸免。
疯狂的时代,疯狂的人。在一个仅有一千多人的学校,竟有20多人被关进“牛棚”:伪国大代表、数学王老师(解放初期是交代模范免于处分留用的)；曾是右派的陈老师包老师；因爱人在四清中被揭出问题的美术刘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王老师陈老师；──有的连我们都不明白有什么蛛丝马迹,也都被关在这里。“牛棚”原是一间大办公室,后来成了关押我们、给我们洗脑的处所。门上贴着“池浅王八多,庙小妖风大”的对联和“一窝混蛋”的横批。
人们,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师生,每天如惊弓之鸟,不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歌；各大“战区”的教室里不时传出批斗的口号声。隔三差五都有老师被拉着推着在校园里来回游斗。有的头上被扣上尿盆,浆糊桶,有的脖子上挂着破球鞋,有的脸上被涂上黑墨,脖子上挂着牌子,------被邪灵附体的人们,他们疯了似的想着招儿来蹂躏昔日曾教过他们的老师,他们共事过的同事,好像谁能想出最能丑化人,最能伤害人的招,谁就是最革命。
大凡是“牛鬼蛇神”的家都被抄过,即使不是牛鬼蛇神,也有被抄的。在当时抄与不抄好像没有明确的规定和界限,不过目的是明确的,就是要找他们需要的“罪证”。我们家也被抄了,抄了个底朝天,也没抄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结果是抬走两大箱书,说是回去再鉴别是鲜花还是毒草。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葛老师家中被抄出了脚气粉,这就成了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罪证,说脚还要抹粉,多奢侈腐化!
接着有些老师被隔离了。在隔离室里,他们受到什么折磨,我不得而知,只听说有的被子被浇上墨汁,暖壶被塞进脏物。但有一幕是我亲眼所见,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还毛骨悚然。一天晚上我去“牛棚”,途经美术刘老师的隔离室,玻璃窗里透出昏暗的灯光,凳子上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低着头,长长的双手在两侧前方垂着。我大吃一惊,以为她就这样“走”了,定了定神,才看明白她正在无声地哭泣。我的心嘭、嘭直跳,就赶紧离开了那里。
到了八九月份,革命师生大多杀向社会,搞革命大串联去了。我们白天在校园里劳动,晚上还要学习《毛选》。我已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只记得一天晚上,孩子们已经入睡,我正伏案看书。只听“嘭”的一声门被踢开,闯进两个幽灵似的人来,二话没说,按住我的头,拿出推子,就要剪我的头发,我本能的挣扎反抗,结果耳朵被剪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只听其中一个说“怎么办,要不要找校医?”另一个却说: “离心远着呢。”剪完后,他们走了。我回过神来,对着镜子一照,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阴阳头出现在我面前。我被这奇耻大辱激怒了,只觉热血直往上涌,不加思索的拿出家中的推子,对着镜子,将另一半头发也推掉了。不一会儿,门被轻轻的推开了,是我的丈夫,他肩扛阴阳头,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大牛鬼蛇神”,神情木然,眼里透出痛苦的目光。我们默默的对视了一会儿,我拿起推子,将那一半也替他推掉了。只听他轻轻的说: “这行吗?”我也轻声的回答一句: “有什么行不行的,最多不过人头点地!”我回头看了看炕上的孩子,流下两行泪：“真是孽障,你们为什么在这时来我家!”
第二天早上,我们照例必须到农田里劳动。去吧,头顶着人格被羞辱的印记,怎样从人们面前穿过;不去吧,又不知会引来甚么祸害,更何况我也不可能永远呆在家中,所以只能硬起头皮出门。从那天起,什么叫师道荡尽,斯文扫地,我算真正懂了!
到了地里,男男女女的“牛鬼蛇神”们已散乱的站在那里,彼此看看头上,竟没有一个能够幸免。有谁见过被羞辱,被蹂躏后的一群吗,别看他们表情冷漠无语,目光痛苦无神,他们的心都在滴血啊。大地凝固般的寂静,空气紧缩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突然一个叫阿琳的英语老师嚎啕大哭起来,一个外号叫“大王”的年轻数学老师发出神经质的狂笑。这哭声,笑声,声声揪着我的心。那是什么世道!
在那孽龙发疯,狂风肆虐的年代里,我的经历远算不上惨烈。就在我们那个小镇还上演着许许多多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的事。
某干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裹上被子,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
一外校老师因开会无聊,在纸上胡乱涂鸦,结果被人将毫无关联的字连起来,竟然凑成一条反动标语,将他啷当入狱了;
我的一个学生家长,是现役军人,因剪鞋样,不小心将背面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剪了,被她婆婆告发,结果被军事法庭判了重刑。直到四人帮垮台,才得以平反;
有一位农民,到商店买了一座毛主席的石膏塑像,因太大无法抱回,于是就用了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背回家去,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
像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在十年浩劫中太多太多了,难以描述,无法计算。
其结果呢,人们个个噤若寒蝉。我更是战战兢兢。再不敢写日记,不敢在纸上乱写,不敢乱剪,甚至不敢将毛泽东塑像放在桌上,因一旦不小心打碎,大难便会临头。这不敢那不敢,总之有太多不敢。只能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里,老老实实的苟活着,等待斗批走(改),回农村种地!
以上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个小片段,但从这一鳞半爪中便可窥见共产暴政其祸之烈,其害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