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评价，这个关于“提高执政能力”的议题其实可圈可点。它反映了“胡温新政”一种不乏现实理性的危机意识，以及力求在“全面接班”以后走出一条为政新路的大体意向；同时也以“话中有话”的形式，透显出当今中共作为执政党所面对的政经困局，值得认真加以解读。
熟悉中共文化语言的人都知道，要了解中共官方语言的真意－－从会议公报、社论口号的提法，报纸标题的排法，一直到领导人的出场次序与座次排位等等，往往其中都大有玄机，需要正读、反读，绕着弯儿、听话听音地加以辨识，才能略略领悟到其中的微妙深意。“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口号，正带着中共政治学中最典型的含糊性和暧昧性。也就是说，它似乎成为了出于内外政治需要而不得已言之的一种话语策略，带着一种以假乱真以至真假莫辨、自欺欺人的欺骗性。
试看，“提高执政能力”，是说历来号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了吗？ “提高执政能力”的反读，是中共“执政能力”的下降以至衰退。那么，究竟是“执政能力”发生了问题，还是构成“执政能力”本身的机制、系统发生了问题？有外界媒体因此推测，认为“提高执政能力”，是胡温新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另类说法－－中共高层的真实意图，果真是这样吗？笔者在此不想做无谓的揣测，而是只从逻辑学理的角度，提出一些解读的粗略思路。
“提高执政能力”的提法，其实源自于中共党内有识之士过去年间提出的、并由中共十六大以来各种会议文件和宣传文字正式加以正面肯定的一个说法：中共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转型。这里面，首先要解决的，其实是“权力来源”问题。中共作为战争年代诞生的“革命党”，其权力来源是革命战争，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打江山，坐江山”，中共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的执政思路，都带着鲜明的农民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革命党”的痕迹，包括以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行政问题，更包括钦定接班人，以“军委主席”的身份代表最高权力以垂帘听政，等等，都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中国特色”。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首先，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从根本上改变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从胡锦涛到温家宝包括下一代，都是在中共建政以后成长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枪林弹雨，他们所坐的“江山”－－所拥有的权力不是经由战争手段获得的，并不具备一种“理所当然”的合法性。
所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权力来源，只能是从人民的选择中来，从自由的民意中来，其中也包括，从执政者对社会民众福祉的实际参与与实际贡献中来。胡锦涛在上任后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其着眼点，也在于这个权力来源问题－－也即是解决中共执政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
所以，所谓“提高中共执政能力”问题的前提，首先是要还政于民，解决“执政的权利”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还原到－－以公民选择的权利，来获得执政的权力问题。权利与权力－－公民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力，这两个在汉语的官方语言里容易混淆的政治范畴，就这样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凸现在“提高执政能力”的这一命题的学理逻辑之内。
今天，无论在任何国家，所谓民主政治的内涵所要解决的，恰恰正是权力来源的问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中共“一党独大”的专制制度，如果在作为“革命党”的年头，它尚有战争年代“打江山，坐江山”作为权力的依托的话－－虽然这种依托本身也是很有问题的，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是以争取人民“民主”、“自由”、反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作为理想工具的，只是“江山”一打下来，他们就背叛了这个理想，扔掉这个“工具”了。
但是，中共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往日“一党独大”的那个战争时期的合法性依托已经不复存在了。问题更在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不清不明，不但从道义上、精神上动摇了中共执政的根基；更严重的是，这种“一党独大”的体制造成的绝对权力腐蚀，成为了近年来中共各级领导层全面腐败、执政能力急速下降的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共产党”的名字，如果在战争年代尚可代表一种“革命”、“解放”的理想的话，今天，则象征着这样的图景：官官相护，以权谋私，党政不分，钱权互换，有利益时圈地争夺，为公益时则推诿扯皮等等等等。因此，便使得党官、党员的权威与信用荡然无存，基层行政能力近乎瘫痪，社会管理极度萎缩，发展停滞而民怨冲天，各地的民生、民事冲突纷起。
可以说，最近各地连续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对于解读胡温“全面接班”以后提出的“提高执政能力”问题，作了最好的注解，其基本背景，就是这两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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