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集人权、财权于一身的公安局长，安惠君在下属面前是威严的。这种威严不仅表现在工作的威压上，还表现在性需求的威压上。为了满足自身的性需求，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今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
应该承认，安惠君所接受的性贿赂，其实也带有“性索取”的性质。年轻英俊的男警员与安惠君提供性服务，至少在第一次的时候不是主动的。但是，这种为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非正当性关系一旦成为事实，为安惠君提供性贿赂的下属则由性伙伴很快转化为腐败的同谋。因婚姻失意而在下属身上谋求生理上的快感，安惠君本人当然也带有悲剧色彩，但是，从她对男警员颐指气使的态度来看，安惠君之所以能轻轻松松得到年轻警员的性贿赂，从根本上还在于她一手遮天的权力。
安惠君权倾一时且生活糜烂，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当代武则天。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不仅高度集权，还常常找“面首”寻欢。文武百官对这位女皇虽多有怨艾，但因为畏惧女皇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回首安惠君骄横霸道的个性、“辉煌”的工作业绩和放荡无羁的私生活，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公权缺少监督，致使安惠君的个人意志取代了组织意图，其胡作非为不仅难以受到追究，也使知情者敢怒不敢言。
安惠君以出差为名要求年轻英俊的男警员为其提供性服务，这在罗湖区政法系统是“流传甚广的说法”；而与她过从甚密的男警员两年时间由副科级提拔到正处级，消息的来源是“多名知情者证实”。应该说，安惠君的所作所为并非密不透风。恰恰相反，她的糜烂作风一直在其下属的眼皮下进行。值得追问的是，对于这样的局长，下属们缘何就没有举报？安惠君是因为“8·31事件”（一起山体滑坡事件）被牵出来的，如果没有“8·31事件”，安惠君还要腐败糜烂到几时？
在侦破安惠君案的过程，有这样一个细节。2000年，罗湖区公安分局一位科长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随风飘荡》（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