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怀我的时候还是文革，深更半夜经常有最高指示传到，于是全体到街上游行庆祝。母亲挺着大肚子参加，和另外的身怀六甲的阿姨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后。听到这段故事，我恍然大悟：难怪我天生跑得快，原来归功于特殊的胎教。母亲在产房生我的时候，接生的医生让她背一段对应的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母亲觉得很可笑，借口肚子太疼没背，好心的医生就帮她背了。
小时候父母在一所农村中学教书。我没有什么儿时的玩伴，非常孤单。无所事事时经常到课堂听父母讲课。记得考试时间到了，老师领着学生念一段语录，然后分小组讨论，评考试分数，再集体通过。晚上有时到附近的村里参加“忆苦思甜”，听一些老头老太讲在万恶的旧社会如何受苦受难。通常都没听出个所以然。或者，看母亲教学生们排演一些批这批那的演出。父亲教学生英语，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现在我才发现，儿时以为最常用的这句口号恐怕没有几个外国人会用。英文最深的就数“半夜鸡叫”那一课，受尽地主压迫的高玉宝的故事使我相信全世界都和我一样仇恨狗地主。我手头只有有限的几本小人书，讲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聊的我翻了无数遍这几本书，小小年纪我嫉恶如仇。
总算等到七岁那年，可以上小学了。报名填表，有一项是“家庭成份”。那时我已经识很多字了，班上大部份是出身农村的同学，我看到表上大部份是贫农，小部份中农，几个富农，一两个地主。我明白，成份是地主的就是地主崽，我从心里看不起那些富农的孩子。我坚信自己的成份一定是贫农，因为我记得父亲每次讲起话都是一付与万恶的地主不共戴天的苦大仇深的样子，母亲则显得没有那么坚决。我和母亲比较亲，问过她成份的问题，她没说她是贫农，我就自做主张地给她定了一个中农，她也没讲什么。这样我就是贫农父亲加中农母亲的孩子了，姓随父亲，成份自然也随父亲，我应该有最令人自豪的贫农成份了。经常看父母中学的学生填表，我知道报名表上的每一项内容该如何填。
可是那个时候父母从不让我在学校开学时独自报名填表，他们至少有一人陪我去。小学校里的老师全是他们的熟人。在成份那一栏，他们填教师。这种填法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少有的。我很不喜欢。他们解释道：因为我们不是农民，所以不好填什么什么农。我感觉出了其中的牵强，可又反驳不了。
记得是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父亲在书桌前填表。我注意到他的不自然，每次我走近，他都小心地用东西遮盖那份表。这引起了我的好奇，怀疑中多了一个心眼。终于趁机把那份表拿到。在家庭成份那栏，明明白白填上地主。我惊呆了，这对我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我跑出家门，沿着高高的石级往上奔，心里满上惊慌：天啊，他原来居然是地主。平时一点都看不出来，隐藏得太深了。地主都是很坏的，它会不会加害于我呀？我颠来倒去地想了又想，越想越害怕。直到一个更可怕的念头跑出来：父亲是地主，那我不就成了地主崽？那么，下一次批判会，是不是就该斗我了？。。。这个负担太沉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心事没人知道，我也不敢和母亲讲。我已经没有勇气打听母亲的家庭成份了。我想，她既然敢嫁给一个地主，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样又过了一阵。一次邻居和母亲吵架，邻居骂母亲是地主婆，还说父亲是右派。母亲没就此反驳，看来右派肯定是真的了。我怎么出生在一个“地富反坏右”占了几项的家庭？我就在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忧伤中一天天生活着。
小时候的我聪明伶俐。体育唱歌跳舞学习样样拔尖，可是还是抹不去内心深处的自卑。我知道不管自己多有能耐都不可能上大学，推荐上大学的首要条件是出身好。
有一天和另外两女孩在一起，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父亲学校的校长，她突然讲：“我爸说了，成份不可以选择，不过我爸讲你爸是属于可以改造的对象，和那些坏人不一样。”我赶紧接道：“是啊是啊。”她这番话让我心里好受了许多，我打心眼里感激她。不久，亲眼看到母亲填的家庭成份“小商经营者。”这种成份很古怪，但至少没听到被批判过。从此我心里对成份的恐惧才下去了许多。
后来就打倒“四人帮”了。在兴起的文凭热中，我知道父亲是北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时，他的右派帽子也摘了，曾被开除的团籍又被恢复了，他欢天喜地地去补交团费；还调到城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我转学到城里的小学读书，成绩很好，不少人由于父亲的缘故经常夸我。我从此解下了成份的包袱。
小时候因为喜欢读书，每天自觉地记一篇日记。由于日记通常会交给老师看，老师也会作为范文给全班同学念一念。我基本上不会在日记本里记什么我感觉是别人不能看的内容。因为当时能读到的雷锋日记一类的都是这种模式。后来我就习惯于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写日记。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到写一篇这样的日记老师肯定又会当作范文，就跑去问父亲：您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否表示‘早晨的向日葵向着红太阳毛主席？’”没想到父亲断然否决。
父亲很少谈及他自己的家，当然，可能是高成份的缘故。我只知道父亲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早在父亲认识母亲前就去世了。父亲家里没有什么亲人，只有一个小他十来岁的妹妹，我的姑姑。姑姑皮肤很白，这在我们那一带不多见。她样子相当标致。春节的时候她常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她不识字，讲的又是父亲家乡的话，我听不太懂，所以和她的交流不多，只知道她老也嫁不出去。有一次准备嫁到一处没有水的乡村，成亲的棉被都买好了，最后对方仍嫌她成份太高，没要她。我们搬到城里后，已经不怎么讲成份的事了，可是她年龄已大。后来又经人介绍，总算嫁了一个当时头发就已经掉得差不多的半老头，属于无业游民一类的。
直到几年前，我才从弟弟那里知道了一些许父亲家里的情况：在那个偏僻的乡村里，我爷爷是有文化的。他在村里开了家私塾，偶尔做一点小生意，比其他人稍富有。临解放时，置了点地，并修建自家的新房子。房子刚建成，就解放了，理所当然的被评为大地主。然后就被抓去劳改，不清楚关在哪里，后来据说是死在狱中，反正是了无音信。解放时，姑姑年纪尚小。在这之前没读过书，这之后是地主家的孩子就没有读书的机会了。她就成了文盲。解放时，父亲已上中学，又在外地，就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当然，反右时，作为大学生的他成了右派分子，一当就是二十年。奶奶领着姑姑和年幼的叔叔在乡下低三下四地活着。房子没收后成了公家的仓库，他们住在临时搭起的小草棚里。困难时期，小叔叔因为饿得受不了，在那块曾是自家的地里刨了两红薯吃，被贫下中农活活打死。当然，打死地主崽是算不了什么的。奶奶病了，也没啥可吃，就给饿死了。村民用一张草席裹住，草草埋了。
父亲退休前的一个清明节，他决定回去给奶奶上坟。当然，那时候回去已是有点前呼后拥了，村长亲自扛把大锄头走在中间。他们凭记忆找了很久，还是找不着奶奶的遗骸。后来，村长对着风和奶奶说话，还说，若地方对了，就让手中的鸡蛋立起来。果真有一处能使鸡蛋不倒。他们凭此找到了奶奶散落的遗骨。父亲把奶奶的遗骨背下了山。。。
有一件事我特别不理解，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父亲的愿望。父亲一直不停地向党写思想汇报，每次都洋洋洒洒好多页。党组织一直不批，至今他还没入成。读过许多小说的我就老也想不明白这件事，按说这共产党与父亲有杀父之仇，按照常理，他就算不想复仇，也范不着死心塌地地投靠它。当了多年副校长的父亲在没退休时和我这样解释自己，只有入了党，他才有可能被扶正。因为那所学校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父亲是少数民族，又有名牌大学文凭，是最合适的校长人选。后来父亲终于没入党就退休了，可他还在争取入党。我就不明白了。那时父亲说，他是为了我的前途，因为我填表时会用得着。后来我出国了，听说他仍写思想汇报。。。我就想，难道父亲对自己的父亲真的就没有一点感情了？
有一次母亲抱怨说家里存太多破烂占地方，扔了算了。父亲红着眼眶大声说：“你知道什么！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唯一的一件毛衣！”终于有一次，父亲轻轻地和我说，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你爷爷。后来我才知道爷爷的名字叫李向阳。
【九评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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