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里他还是那样的大嗓门，而且还是那样的沙哑。他告诉我，你在报纸上的时评文章，新的，老的，我到达德国以后，能看的都看过了。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太偏激嘛。回国去看一看。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上海人的住房情况跟十几年前我们出国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大大提高，党的干部把老百姓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当年共产党闹革命，也不就是人民生活太苦吗，现在生活改善了，还闹什么呢？无独有偶，一个偷渡来德国的浙江难民无意中在谈话中表示，他不会“真的搞民运”，因为现在他国内的家族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这些问题说得非常典型。每一个曾经对六四表示过愤慨的留学生，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免在这个问题上蹙额深思。国内经济的繁荣起来，民主政治要不要跟上？部分人民富裕起来，专制还要不要反抗？其实这些问题抽象地看，没有人会有踌躇，可是具体地面对国内的繁荣景象，丰盛的餐饮，林立的楼群，光鲜的穿着，还有卫星的升空，奥运的金牌，乃至亲民的口号，反腐的措施等等，无不令人踌躇。不要说涉世未深的留学生青年和偷渡难民，甚至经历过六四血光之灾的知识份子也不无疑惑。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是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提出的问题。二十年代，中国还没有直接被日本侵占，朱自清、俞平伯们陶醉在桨声灯影中的秦淮河上，鲁迅的社戏里也没有征伐战乱，倒是不分贫富的孩子们一同摇船看戏，偷吃罗汉豆。据上海的老辈人说，那个时代的物价最稳定，各种文学流派都在上海出现，电影、出版都颇兴旺，鲁迅的言论比解放后的任何知识份子都大胆锋利。也被当局所容忍，左联五烈士不是因为写小说而牺牲，实际上是因为鼓吹武装暴动而被杀。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共产党人就是要闹革命，搞武装暴动。
我们跟共产党人的目标不一样，他们是要夺取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我们是要建立民主宪政。谁执政并不重要，甚至“成功不必在我，我自辛勤耕耘”。经济繁荣了，与民主没有直接联系。看看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恰恰相反，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太苦，政治要求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正是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民主的抗争才激烈起来。台湾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经济起飞的。大约二十年后，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不论执政党还是党外反对派都逐渐具有欧美高学历，民主和专制的抗争就越来越尖锐，直到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民主逐渐成熟。但是台湾的民主走上了台独的岔道，不甚适合与我们作切实的对比。
倒是韩国的民主宪政历程是我们极好的借鉴。朝鲜半岛南部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穷困、愚昧，跟我们过去一样一穷二白。在美国的帮助下，李承晚建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曾经为朝鲜的独立和民主奋斗了大半生，在狱中被钳断了手指，在上海成立过流亡政府，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声援。后来因金日成发动战争，李与中国当局才成敌我。李承晚时期的经济文化成就不容小觑。十年之内，工业扩大了五倍，大学增加了十一倍。但是他变成了独裁者，不仅不思改革，反而暗杀民主反对派人士。血债累累之后，1960年在反对声中黯然辞职，终老他乡。
平民出身的军官朴正熙政变上台，厉行改革，韩国的经济正式起飞。朴正熙在任十八年间，国民收入总值翻了四番，产品出口率增长了五十多倍。人民生活应该比日据时代大大提高，也比李承晚时代大大提高，可是韩国人民并没有容许朴正熙集团的专制反动倒退。反对党和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取消政国会和反对党的独裁政治，要求还政于民。朴正熙坚持反动，结果朴夫人和朴本人先后皆遭暗杀而殒命。
朴政权以后的军事政变者全斗焕建立的是新的独裁统治。1980年他下令军队开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光州大屠杀。惨案之后继续追捕学生和市民。全斗焕家族，包括夫人、兄弟、近亲、远亲纷纷依靠权势贪污受贿，大发横财。迫于人民的反抗，全斗焕不得不让出权力，实行选举，他当年的政变副将卢泰愚当选总统。卢泰愚身手不凡，成功地从日本手中竞争夺得奥运会举办权，引起了世界对韩国的关注，为韩国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在经济上，这时的韩国国民收入已经达到六千多美元，进入世界中等国家行列；在政治上，他慑于人民的追究，解除了妨碍民主的专制禁令，人民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更有甚者，卢泰愚自动退出民主自由党，使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成立中立内阁，使各党派公平竞争，修改宪法，总统直选。这种民主的局面给予民主斗士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人后来登上总统职位提供了法律的台阶。
有人说，经济繁荣了，政治民主和现代化会不请自来。韩国的民主政治史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经济繁荣了，民主和社会生活现代化还必须由人民去争取，甚至需要支付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当人们回顾韩国民主的胜利时，有一种描写是发人深省的：韩国人民是用民族精神的鲜血烫弯了独裁专制者的刺刀。
值得一说的是，卢泰愚这个人物。他既是政变独裁者的帮凶，又是新政改革的主持人。人民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生活，但是仍然不能忘记光州惨案的血债。一旦金泳三当选总统以后，全斗焕和卢泰愚就被送上了审判台。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卢泰愚二十二年半监禁。后来分别减刑为无期徒刑和十七年徒刑。卢泰愚在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尤其是宪政改革等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功臣。可是他又是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更是光州屠杀的主要凶手之一。为国家民族谋取利益是领导人的本份，用国家权力屠杀人民则是独裁者的罪行。赏罚分明，功罪难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民主法治的本义。全、卢判决是对全世界所有独裁者的当头棒喝。
有趣的是当时我刚好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全斗焕、卢泰愚被判刑的判例是六四凶手的前车之鉴，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必将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评论被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官员包某查到，责令我向领导认罪。遭我拒绝以后，就开始导演了一场开除我中文学校教职的活剧。结果打了一场德国报刊、德国电视台、海外中文媒体都纷纷报导的劳工官司。中国党政当局干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馆这位包主任也灰溜溜提前退休走人。
经济繁荣不代表走向民主宪政，民主要靠人民奋力抗争。两位金姓总统都经过抗争、流亡、闯关、监禁的艰难历程，终于走上了民选政治家的位置。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但是与留德的韩国同学交往，就不难发现，韩国同学绝大多数都关心国家大事，每谈历史、政治，则慷慨激昂。决不“体谅”和容忍当局和领导人的罪行和错误。说起光州事件，无不伤怀切齿，义愤填膺。关键是他们不姑息当权者，不接受官方舆论导向。相比之下中国留学生、华侨之间免谈政治，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接受舆论导向，做“现代义和团”愤青的种种姿态，跟韩国同学相比，适成鲜明对照。韩国的社会进步、言论自由和进一步繁荣发达，难道不是人民的关怀和抗争的结果？没有这些艰难苦恨和血火抗争，能有今天的局面？
说到繁荣，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何尝没有繁荣？失业消除，市场景气，人民甚至义务出勤去修筑高速公路。奥运会规模宏大，青少年仪仗队简直是上下一致的象征。可是繁荣下面掩盖着对犹太人的虐杀，对异议党派的缉捕，对扩张战争的准备。希特勒正是在剿灭任何反对声音的过程中逐步把自身国家和世界拖向灾难的深渊的。经济繁荣，改善生活远不仅仅是自由知识份子追求的目标。据我的观察，以众多异议人士的文化知识和才干，在国内随波逐流，混到一个中上左右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有更高的宗旨。
六十多年前，罗斯福和邱吉尔进行战胜法西斯反思的时候，在大西洋宣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1。表达意见的自由，2。选择信仰的自由，3。免于匮乏的自由，4。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国内生活的改善顶多只是相对于多少年来国内物资“紧张”“凭票”之类的匮乏，终于有点免于匮乏罢了，自由还谈不上。即使是这点自由，也是相当危险的自由，因为中国每创造一美元的价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经济消耗了全球原材料的约三分之一，生产总量却仅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引自北京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这样的海盗型生产正在威胁民族生存的根基。而阻止这种威胁正需要为民请命的人士和团体。
现在我们依然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没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可以发牢骚，却不允许在国内报刊上清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罪行；我们可以褒贬儒佛道，基督教，更可以贬低法轮功，可是我们却不敢在任何一次考卷上表示对马列毛的怀疑，更不敢在学位论文中抵触党的意识形态根基，除非我们存心不想拿这个学位；说到底，我们不敢这，不敢那，就是有一种深沉的恐惧：在城里，人们怕党委领导、街道派出所找你谈话，叫你“注意”，在农村，人们怕乡干部、村支书带人来敲山震虎，在国外怕使馆干部查出有颠覆党和政府言行，不准回国，或回国后有麻烦。只要还有这种恐惧，再富贵的安乐窝也不能令我们安乐，再繁荣的故乡，也决不是我们的温柔之乡。经济的繁荣未必使当局更加理智谦恭，甚至反而更加骄横跋扈。唯有反复的抗争才能使当局知所节制。
城市收容遣返规定不是取消了吗？卫生部长不是撤职查办了吗？河南爱滋病问题不是公开报导了吗？是的。但是那是因为孙志刚的死引发了多少不平的抗议，那是因为蒋彦永先生冒险向纽约时报披露了真相，海外一致关注，那是因为河南医生、香港记者、海内外异议人士的不断揭露、批评的结果。没有他们的抗争，许多事情还不知要欺瞒蒙骗到何时。城市官商勾结拆迁房屋的悲剧还在上演，农民反抗苛捐杂税不公平交易的冲突无日无之，有待于我们去抗争的虑槭翟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