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美外交始于一九七叁年在华府设立联络处,首位主任是黄镇,接替黄的是柴泽民,二人均不通英文,可却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深受中共当权派的信任。接下来的章文晋和韩叙则是中共建立政权前后的第一梯队对美外交菁英,长期追随周恩来,是周所培植的外交人才。章,韩之后的朱启祯、李道豫则是“解放”后进外交系统工作的,且二人均出身教会大学(朱毕业于圣约翰,李念过沪江),熟谙英语,有点“白专”的味道。至于李肇星,则来自较为贫苦的山东,靠着自己力争上游和党的培植,终于爬了上来,不过他的“根红苗正”是不容置疑的。
出身贫苦但“根红苗正”
如从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和美国相互承认建交算起,到李肇星为止,过去二十多年中,北京派驻华府的使节,已六易其人。美国外交界对这六位大使的评价以章文晋最高,李肇星最低。章温文尔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很好,这大概是和他的家世有关吧。章的祖父是前清翰林,父为上海金城银行高级主管,生母则是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朱启钤之女,而章文晋本人幼时即被送到德国念书,后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出身,连台湾的昔日外交才子钱复都会称羡,说是blue-blooded(即贵族之意)。钱氏八O年代任驻美代表时,时有感慨,表示英国外交官多身上染有“蓝色血液”(blue-blooded),非其他国家外交人员能比,亦自愧不如。
山东籍的李肇星,毕业于中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但长相吃亏了些,乍见其人,总是有点“粗鄙”的感觉。笔者第一次见到李肇星是在当今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结婚喜宴上,时为一九九四年春天,那时李是中共驻联合国的大使级代表,记者有机会和李肇星略事交谈,言谈间,发现李尚属平易可亲,与他后来转任驻美大使的作风有所不同。
常情绪性发言搞僵场面
李肇星和他的几位前任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对待媒体上。可以说,李肇星是历任中共驻美大使在美国媒体曝光最多的一位,尽管他不是辩才无碍,英语的表达能力也远非一流,可是他不怯场,勇于面对美国媒体的挑战则是事实。但也因曝光太多了,维护北京心切,有时难免予人恶形恶状之感,影响形象颇钜,美国人对他观感不佳,恐怕与此大有关系。举例说吧,有一次他上全美记者俱乐部“晨间新闻人物”的节目,“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场并向李提问,李一听是“自由亚洲电台”立即声称该台对中国有很大的敌意,没有资格成为媒体,李要那位记者把话传达给“自由亚洲电台”的负责人。其实在美国,记者绝大多数是新闻从业员,并不必然反映或代表服务机构的政治态度,李肇星这样“训斥”记者,未免反应过度,似乎也找错了对象。不过据大陆的记者们说,北京当局对“自由亚洲电台”已定性,并命令其驻外人员必须立场鲜明,所以李肇星只是遵照训令行事而已,怪不得他。
北京当局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在对美关系上,始终强调“不搞对抗”,不知李肇星是对老邓的指示体会不够,还是故意阳奉阴违,他使美数年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对抗性作风”。他的美国本家李洁明大使有时喜以调侃的口吻用中文说:“我和他有点冲突”。两李的冲突要回溯到六年前,李肇星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应邀访问俄亥俄州的玛利亚他学院(Marrietta College),接受颁赠给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并参加一项与中国有关的讨论会。李洁明也是受邀与会的客人,并在会中发表演说,谈到美中关系,两岸关系,从美国的观点,对中共有所批评。李肇星在李洁明讲话后,立即上台反击,说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情绪性的话,如说李洁明虽生在山东,却没有山东人直率仁厚的美德,让他失望等。偏偏李洁明讲完话,从台上走下时,被绊了一跤,差点跌倒,李肇星又藉此挖苦说:“我可没摔跤(fall)”,弄得宾主均甚尴尬。事后,玛利亚他学院特别写信给李洁明表歉疚,说是学校对李肇星大使“火爆”(outburst)的表现感到难为情。
其实,真正和李肇星冲突的是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史崔克兰(Rep. Ted Strickland),这位教授出身的民主党籍议员,针对大陆的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等问题,提出不容情的批评,扬言除非这些问题获得改善,美中关系很难全面开展。李肇星反驳时,引述中国宪法保障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些条款只是具文,因此没有任何说服力。(按:时报老记者傅建中先生太滑头,不敢提及和李肇星冲突最著名的德州共和党籍的重量级国会议员汤姆.德雷。李肇星最怕他,见了面躲着走。据汤姆.德雷自己在电视上讲,有一次,二人在电梯里狭路相逢,汤姆.德雷揪着李大使的脖子,抡开大拳头就要揍他,吓得李大使浑身颤抖,再也没敢狡辩。此事在华盛顿的圈里无人不知。-智叟)
习惯“顶”回记者问题
李肇星爱搞对抗,连大陆派驻华府的个别同业也有同感。一位大陆记者指出,李肇星当过外交部发言人,在那个位置上,他养成了把记者的问题“顶回去”的习惯,这习惯助长了他喜对抗的职业病。奉派使美后,也难改旧习,故他任内,曾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姆斯为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打过笔战,指责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认识只有幼稚园的程度,惹得议员们大为光火,几乎要请国务院宣布李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有时想想像李肇星这样的外交高干,天天说着违心之论,还得装着像真的,若无其事。稍有良知的人,内心必痛苦不堪。说实在的,做这样的外交官,不论爬到什么高位,在国际上都难赢得尊敬。
盼外交官多些蓝色血液
中国是个大国,虽自鸦片战争后积弱不振,饱受西方列强侵凌,但自清朝设立总理衙门(一八六一)以来,办外交也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出过不少有声于国际间的外交家,如顾维钧,胡适等。即使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在风雨飘摇的小岛上,都还有叶公超,蒋廷黻那样备受国际尊敬的外交家。反观中共,建立政权已逾半世纪,与美国建交也已超过二十年,除了周恩来,乔冠华和晚近的钱其琛等辈外,似乎并未培养出蜚声国际的杰出外交家,无论外语能力,国际知识,乃至中国文化,历史的学养,都难与西方、甚至第叁世界的外交官们并驾齐驱,和台湾的外交人员相比,似乎也有段距离,记者作为文化上的中国人,心中的感受是颇为复杂的。说得不客气点,像李肇星先生,不管他多么能干,多么努力,就是少了些“蓝色血液”的成份,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一个泱泱大国,套句毛泽东的话,也似乎“略输文采”。就此而言,笔者寄希望于中共新一代的外交官,衷心盼望他们能为北京外交的团队开启新页,注入一些“蓝色血液”,至少现任的驻美大使杨洁篪和传说内定接杨的周文重都受过英国教育,即使没蓝色血液,也该染上点蓝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