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未经改革的政治体制固有的工商风险在众多中国经营人员中滋生出一种“企业策略文化”的反应，鼓励他们寻求短期利润、地方自主和过度分化。除少数例外，中国企业多集中拉拢与党官的特殊关系、拒绝建立横向联系和广泛的相互交往以及放弃长线技术发展及普及方面的投资。
*开放再开放：外企占据中国出口主导地位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5千亿美元，10倍于日本1945年至2000年累积外资。根据中国商业部统计，美国公司已在中国4万多个项目上投资400亿美元。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55%。在这方面，中国不同于典型的亚洲成功案例。根据麻省理工大学的黄亚胜（译音）的统计，七十年代中期，外资企业仅占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1974年至1978年间，外企仅占南韩制造业出口的25%。泰国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从七十年代的18%降至八十年代中期的6%。
而且，中国外资企业的主导地位在先进工业品出口方面更为显著。过去10年，工业机械出口实际增长10倍（去年达830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占出口比例从35%增至79%。电脑设备出口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从74%上升到92%。同样，中国的电器和电信产品出口自1993年已增加7倍（去年已达890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从45%增至74%。
在历经二十年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来投资的依赖不断加强，外资企业与国内中国公司间的差距日益增长。九十年代，北京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新趋势：一改合资企业，趋向独资外企。今天，独资外企占中国新的外来投资的65%，主导高科技出口。
根据最新中国政府高科技领域统计数字（医药、飞机和太空、电器、电信、电脑和医疗设备），1998年至2002年间，外资企业占高科技出口的比例从74%增长到85%。同期，外资企业占境内高科技产品销售总额的比例从32%上升到45%，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国有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从47%降至42%。
而中国的私有企业尚未成为具有实力的全球角色。尽管经济改革已逾20个年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和技术公司依然主要是国有企业。虽然它们低效并依赖政府补贴贷款，但它们仍占中国先进工业生产的主体。它们优先获得市场与资金的特权阻碍了私有公司企业的兴起。因同样原因，各省和地方政府所有的集体企业未能成为中国先进工业和技术部门的主要角色。
*特殊与例外：企业领导钻营与党官的关系
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外资企业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它们没有象七十和八十年代日本、南韩和台湾那样在长线技术方面投资。
要开创具商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必须注意和获得新知识，了解市场动态和对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与科研部门、金融机构、业务伙伴和顾客建立牢固联系的企业，在获得、改进新技术并使其商业化方面具有优势。
但是中国未经改革的政治体制压制这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和横向网络联系，相反却加强纵向关系。
中国依然保持零散的联邦体制，其各地方区域由一个政党统一着。中共控制着组织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企业联盟，使企业难有为共同合法权益合作的途径。这一结构促使企业领导钻营与党官和官僚的关系。
党官在确定和实施规则方面依然大权在握。他们能够而且时常是为达到地方具体目的而操弄经济政策。有的人卷入此种“地方主义”是因为他们本身就腐败，有的人则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或管理企业。但多数人这样做是因为少数政客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地方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共容忍，甚至奖励不择手段带来地方投资与就业的官员。但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零散的国家工业和重叠投资浪费。
中国国营和私营企业领导人均承认，由本位主义主导的经济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商业环境。市场零散；规则在政府官员的操弄下不断变化；政治障碍阻止企业间结盟、共担风险和采取集体行动。为应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中国商界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一种独特的实业战略文化，即一套有关在此种环境中“灵验”的战略的价值观念和指导方针。
首先，为因应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国企业通常挖空心思从关键官员处获得“特殊”礼遇，例如获得市场与资金的特殊渠道，规定和条例的例外或预防其他官员的保护等。其次，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此种特殊利益和避免与其他企业和客户的麻烦，许多中国公司不在同行内协作，特别是如果此种协作要跨区域或跨官僚管辖范围，更是为忌。再者，一般而言，它们与其长线投资，更愿短期获利。中国企业倾向于过多分化，以便减缓过剩生产力和重叠投资带来的同行间价格竞争造成的可能损害。
*未通道路的结节：中国企业侧重短期收益
这种实业战略文化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和工商环境结构内还是合理有效的。这些特征与150年前清朝中国首次工业化时期建立的官方权威与商人企业间的互动格局很类似。但中国的实业战略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长期下去或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后果。
多数中国企业侧重短期收益，没有随着效率、销售收入和利润等的不断增长而增长其发展新技术的决心。十多年来，它们用于科研与发展的总投资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一直低于1%。中国企业科研与发展的投资作为增值比例部分仅约1%，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国家的平均数低7倍。
侧重短期收益同时也指导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口。中国企业进口技术时倾向于采购国外制造设备，时常是成套购买，如流水作业线。整个八十和九十年代，硬件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技术转让、“技巧”服务和咨询分别仅占9%、5%和3%。
中国企业也未能发展强有力的境内技术供应网络。2002年中国企业用于采购境内技术的资金不到其科技总预算的1%(科技预算是指技术进口、原有设备更新和科研与发展)。中国最强的企业属于与境内供应商联系最少的企业：国营电信和电器企业在技术进口方面每投入100美元，它们在类似的国内产品上仅投入1.2美元。这样，中国的技术供应商从国内最强的企业那里得不到有力的“需求引力”来刺激企业自身革新能力；它们主要降格去为乡村企业和竞争力较弱的国有企业提供服务。
此外，牢固的地方政治联系也倾向于使自己所处地区与其他经济地区隔绝，这就造成了中国企业经常规模较小而且分散。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中心。受此保护主义影响最深的行业有：医药、电子器械、电器产品和交通设备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害最深，外资企业受影响最少，这说明本位主义的负担沉重的压在中国企业肩头。
为克服发展地区间供应线的困难，同时保证短期利润，中国企业倾向于产品过度分化。许多中国名牌企业已开创并非成功的附带生意，如海尔从家用电器走向电脑、移动电话和电视；方正从电脑延伸到茶叶、钢材、软件和金融服务；以及首钢从钢铁到银行业、汽车装配和半导体。中国最具实力的技术公司和网络设备制造商华威最近令人质疑的进入移动电话市场，过去五年其产品售价和利润大幅下降，并且去年有37家执照零售商已经囤积2000部手机库存。
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地方企业的选择限制了中国企业研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九十年代，中国企业新产品所占销售总额比例始终停留在10%左右。(相比之下，经合发组织国家企业的新产品所占销售额比例在35%至40%不等。）而且，由于重叠投资、行业分散和行业价格竞争，使其无法从革新中获取高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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