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科教文卫法制司副司长宋瑞霖日前指出： “国资将逐步退出公立医院。在政府所属医疗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持股权应不低于51％，公立医院国资持股权应不低于51％”。”宋的发言，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国务院就公立医院股权改革限定了底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瑞霖不是卫生部的官员，而是国务院法制办的卫生制度专家。有一种意见认为，宋瑞霖的发言，当中涉及中国高层对中国卫生改革的两种不同意见。宋的发言明显代表吴仪和温家宝一派，这派认为中国官方不可全面放任国资退出各地公立医院，市场化的过程应该有个底线。曾经由江泽民前保健医生张文康，以及听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吩咐的中国卫生部，则似乎支持更大幅度加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步伐。
今年年初卫生部起草的《关于深化城市医疗体制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讨论稿)》，建议将未来医院分为三种：政府直属医疗机构──由政府全部投资，承担政府赋予的工作任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享受税收优惠；社会公益医疗机构──由社会投资，不以营利为目的，收支结余主要用于改善医疗条件，投资者可以适当收取回报；经营性医疗机构──社会投资，自主定价，营利为目的，依法纳税。宋瑞霖的意见，明显是为卫生部的讨论稿订了一条底线，阻止医院无限市场化影响到民众权益。
虽然中国卫生部自非典疫情出现后改由吴仪负责，但卫生部的主张，一直比较贴近之前掌管卫生政策的国务委员陈至立的“商业化”主张。2003年11月，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吴明江曾表示，政府只直接举办部分公立医院，包括区域内最有实力的综合医院（含医学院附属医院）、布局合理的提供基本医疗的医院、妇幼保健院、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血站和急救中心以及部分社区服务中心（站）。而且以上概念在今年6月份一次研讨会上卫生部医政司负责人再次肯定。
应该指出，吴明江要求医疗系统市场化的路线，曾得到在非典之前掌管卫生系统的国务委员陈至立的大力支持。不过，陈至立的主张，引来中国卫生业界很大的关注。有民众忧思：市场化趋势会引发改制后的非盈利性医院会否质量下降，价格抬高。中国医院出现没钱不救人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但让外界感到卫生部的建议后果非同小可。
深圳《晶报》就曾发表文章认为，目前摆在医院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商业化”，要么“公益化”，这样一来，“商业化”的医院可以从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益义务中脱身，专心提高业务质量，而“公益化”的医院由于“靠国家吃饭”，提高自己竞争力，同时抵制医疗腐败现象办好“人民的医院”。该文还提出以委托商业性医院救治、政府“埋单”的措施，解决因无钱看病而被医院推出门外的弱势群体看病问题。
不少中国民众都支持吴仪的“公益化”路线，反对陈至立订下的“商业化”路线。可能因为不满卫生部的立场，有网民甚至建议：要撤销卫生部，将其卫生行业管理功能交给中华医师学会；将国有公立医院交给社会保障部门和国资委共同管理；大部分医院改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即使卫生部内里，也有人支持吴仪的路线。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石光就曾公开表示，政府应该要保证将来的公立医院的主要功能是保证穷人、没有支付能力的人群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而在这样的目标下，应该“保留”的医院应是基层医疗机构，未必保留当地有医疗水平较高的大型医院。
中国传媒曾提及，副总理吴仪曾对中国卫生部门的现状提出了严厉批评，但内容一直没有公开。不过，在去年12月4日至5日于湖北省宜昌市召开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上，吴仪曾批评中国医疗体系存在投入不足，服务网络不健全，技术人才匮乏，传染病和地方病威胁农民健康，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等问题，甚至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分管卫生工作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去年4月底开始兼任卫生部长一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首例。外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吴仪阻止中国卫生系统无限制市场化，无疑等同掴了本来分管卫生工作的国务委员陈至立一记耳光。事实上，陈至立主管的教育政策，也引来不少争论。她之前曾参观一些大学城，支持教育产业化政策；但一些大学城爆出欠债丑闻，连中国官方也承认一些大学城存在圈地问题。
亚洲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