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史料准确翔实，许多情节系首次披露。
过年了，这是全中国的节日。过年，实际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就在这一天的傍晚，胶东牟平县城南五公里的峡河村，回来一个闯关东的人。他的归来，改变了宋学芝一家的命运。
村公所里坐着五六个人，都是村里的头头脑脑。宋学芝进门就问：“是不是我儿有信了？”村干部们互相看看，既没有像平常那样“大婶”、“老嫂子”地叫，也没有给她让个座什么的。宋学芝心里纳闷。她挨个看看村干部的脸，谁的脸上都像落了一层霜，冷冰冰的。“杨宋氏，”憋了一会儿，村支书开口了，“你儿杨宗贵上哪里去了？”
“你叫我什么？”宋学芝听了，觉得奇怪。“我儿？我儿不是让你们打发当兵去了吗？”
“当兵，” 支书轻轻一笑，“当的哪家的兵？他早开了小差，当了土匪了。”
“实话和你说吧，杨宋氏，”
支书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有人在下城子那一弯子看见他了，穿着个黑棉袄子，戴着个貂皮帽子，又抢又杀的。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说你儿在八路里，他有信来没有？”
“信？……”
宋学芝傻眼了。
儿子自小鬼子投降的那一年八月十三(1945年9月18日)
离家去当兵，一直没有往家捎信，媳妇许万亮躲在被窝里哭，婆媳俩心里翻腾的还是那同一个问题：宗贵怎么还不捎信回来呢？莫非他……她们都不敢，也不愿往下想。
国民党正向山东重点进攻。整个山东人脑子里的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全都绷得紧紧的。前方这么打，后方要巩固，村干部们对“匪属”这一颗定时炸弹又怎么能掉以轻心呢？宋学芝一家三天两头地被叫去审查。
大年初一，虽然因为前方打仗，材干部组织的给军属拜年的活动不如去年红火，可也是敲锣打鼓，前呼后拥。然而，拜年的队伍闪过杨家街，奔别的军属家去了。宋学芝一家难过得连过年饺子都没心思吃。
正月十五清晨，宋学芝迈步出屋，掉头往门框上边看去。
咦，门框上边只有那块“光荣军属”的牌子，五角星灯没有了。
怪了，昨晚关门睡觉时，明明还在上面挂着，怎么就没有了呢？
院门响了，进来的是两位村干部，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
宋学芝赶紧抬手拢了两把头发。今儿是节呢，村干部们到底还是来看看自己，她的心头闪过一阵喜悦。正要开口和村干部们打招呼，只见一个村干部在门口放上一个凳子，另一个人手拿一把扁凿，站了上去，就去撬门框上边的“光荣军属” 的牌子。
“吱”的一声，钉子被撬起来了。拿扁凿的人捏着牌子从凳子上下来。宋学芝劈手夺过牌子，抱到胸前，泪花在眼里打转。两个村干部对看看，知道上去抢也无用。
迎春花开了。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在莱芜前线的隆隆炮声中，进了山，上了坡，下了地，播种希望。 峡河村西的岗地上，在属于杨宗贵名下的几亩土地上，一个壮年男人扶犁，三个成年女子背着绳子拉犁，一摇一晃地朝前犁去。扶犁的是宗贵的哥哥宗福，拉犁的是宗贵的老母宋学芝和许万亮、宗福的妻子唐淑玉。
一开春，村里就通知不再给杨宗贵代耕。宋学芝问“为什么”，村里的回答是“你自己明白”。
夜深了，许万亮和婆婆谁也睡不着。婆婆说：“孩子，你还是先回娘家去住些日子吧。代耕一停止，这不就是正式说明宗贵不是好人了吗？往后，光白眼珠子就够吃的了。”“我不……”许万亮哭着说。
1952年的秋天，许万亮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埋葬完儿媳，宋学芝又到村里说理去。凭什么光听一面之词就认定我儿子是“土匪”？！村里的人根本不理她。
宋学芝上县。县里的人不管，说九九归一，什么事还得村里办。
宋学芝背着干粮，步行百里上文登。专署的人说，你儿子在县里当的兵，解决问题还得回县。
小儿媳去世了，大儿子一家另过，这回，她倒无牵无挂了。她来回地奔走。不用人接，也不用人送。她要向政府，向一切可以还她儿子的地方去要儿子。她现在已经不哭不闹，到了哪里都只是一句话：“我儿子被你们打发当兵了，是死是活，你们给我个实信。”
1957年1月1日，宋学芝终于得到了儿子杨宗贵的消息。一张盖着牟平县人民委员会的大印的优军字第942号“失踪军人通知书”送到了她的手中。捧着那“通知书”，宋学芝呆了，接着，又哭了。“这么说，我的儿子不是土匪，不是土匪。”她哭哭，又笑笑。“他是失踪了，失踪了。”
1958年11月13日，一张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又送到了她的手中。上写：“查杨宗贵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到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伤褒血恤暂行条例’发给抚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后面落款是“主席毛泽东”。宋学芝当然不知道，全中国的查无实据叛变投敌的下落不明的我军军人，其家属都得到了和宋学芝同样的一张“失踪军人通知书”和随后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并不是只有她才有。因为，这是政策。
1966年，宋学芝八十岁整，病死在杨家三代生老病死的土炕上。1973年，牟平县民政局确认杨子荣就是 峡河村的杨宗贵。
节选自《英雄杨子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