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对北美学者的傲慢态度
我想先谈谈对最近张良反驳陈教授的看法。其实，早在二○○一年五月下旬，香港星岛日报就发表过署名“萧何”的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质疑，萧何自称是张良的伙伴，他们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资料，准备出一本关于八九学运始末的书，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资料收集上，他们有分工，但后来张良将资料全部带出国，出了这本书。然后，萧何指出，书中若干不实、拼凑的部份决非中共内部文件，是“精心编写的政治小说”。张良当时的反驳指称萧何是罗干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他的朋友中没一个自称萧何的朋友，他要萧何亮出张良的真实身份以证明其言可信。
这次，张良对陈教授的反驳，一仍旧章，指陈“完全沿袭三年前萧何的方法，只不过比萧何更拙劣”，主要论点完全来自萧何，自己起码的判断都没有，对“中国高层政治一窍不通”。张良进一步指称，“萧何是罗干亲自挂帅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项目组”。
张良最重要的反驳是，列举许多中共打压《六四真相》的措施与现象，江泽民李鹏“如临大敌”，“如果这本书没有击中要害，中共高层不可能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 这足以证明：此书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许多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的。”
张良这种反驳手法并不公平。他指陈沿袭萧何的手法是甚么呢？“他先是比较《天安门文件》与《中国六四真相》的异同，企图找出两书与已出版的海内外一些关于六四书籍的某些片断的相类似之处，推论出此书是抄袭已出版的一些书籍”，张良贬斥说，萧何还看过一些内部文件，“而陈甚么内部文件都没有资格看。”这种没有看过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缺陷”。
照张良这一说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评论他的书的真实性，因为他引用的文件全不公开，谁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书也照样没有根据。其实，研究一本书的资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陈教授与萧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计其数，有几个是“有资格”像张良自称可以去中办等机要部门“调阅档案”的？
Alfred L．Chan即陈仲礼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晓朗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他告诉我，张良在反驳中有许多人身攻击。这也是我读张良反驳文章的感觉。张良文章开始就要求陈先生告诉他中文名，并提交他在《中国季刊》的文章的“母语中文”本，他说“迄今为止，这位作者既不敢将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写出，也不敢告诉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胆怯和懦弱”。
这是非常无理的违背常识的指控。众所周知，华人在外国使用英文名是理所当然的事，用英文写作发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任何人可以据以评议。张良有甚么权利要求一位北美学者以中文名与中文本发表文章？张良反复指陈仲礼为“自己在加拿大学术界捞取学术名份”，“作为一名学术界默默无名之辈，我理解，Ａ.Chan企图通过挑战黎安友和《天安门文件》等书来达到他的学术目的，当然，我也怀疑他除了‘纯粹的’学术目的，是否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
在反驳之三的结尾，张良指陈仲礼写文章的动机，“只是希望自己坚定地站在江泽民李鹏罗干等人一边，替他们说话。”
张良傲慢地宣称：“是的，Α．Chan太渺小，对其文章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抬举。”“我们可以非常欣赏说，迄今为止，还没遇到一位真正称得上对手的令我们尊敬的挑战者。”
张良对陈仲礼的反驳，一直把陈和萧何绑在一起打，怎样看待萧何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批评？究竟萧何何许人也？张良一说是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一说是一个中央项目组，看来张良也未必清楚。为探究萧何的背景，我曾致电当时星岛日报的一位相识多年的副总编辑。他说，萧何稿子非他经手，但星岛发表其文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他质疑《中国六四真相》有根有据，白纸黑字，有刊登价值。他表示，这类争议，有资料可查对，作者的背景并不重要。
我想，这应是香港同行较有共识的看法，二十年来，目睹中共当局或港共对海外某些人与事的响应和传媒的处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笔抹煞（社会上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换言之，萧何即使罗干的人，其对一本书有如此大量的具体指责，被批评者也有责任加以响应。那种中共打压就证明我的数据正确无误的辩词是不能说服人的。香港连有左派背景的媒体在大陆都被禁被封杀，何况一本有关六四的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中共岂有不禁之理。
陈教授的批评无论与萧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学者想做的事，张良完全可以拒绝他的批评，可以反驳，但是，动辄怀疑别人的政治背景，指对方为中共说话，直至不惜贬低批评者的人格，这不是美国学术界自由环境中应有的态度。张良对待萧何或许可以赢得“政治正确”的同情，但对待一位《中国季刊》的作者，他找错了对象。张良文章中那有恃无恐，以势压人的姿态，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见。张良他对陈仲礼教授的粗暴态度给人的观感，不是Α．陈向他挑战，而是他向美国的学术自由挑战。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会面
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处一一推敲，主要想写的是我认识的张良和他这本书当初出版的一些经过，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会见，奠定了我们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础。黎教授回纽约后，介绍我和张良先生联系，通常是传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我和张先生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来美不久，出书事要具体商量，他希望我从商业角度开列一个单子，看哪些有关六四的问题，读者最感兴趣？不久，我就开列了十八条问题，传真给他与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个传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问题“提得非常好”。这十八个问题，涵盖了六四前后的重要事件与疑点。给我印象深的是两条：一是大绝食原因。他说据公安部报告是方励之夫妇、洛德夫妇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数，他说据报告“死者近二百名”。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几乎是关于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数字。
在纽约黎安友家初见张良
黎安友教授二 ○○二年六月一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谈“天安门文件”时，说过一段话：“编纂者原来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先出中文版，为甚么事情没有那样发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将很高兴同任何愿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后来是否与人分享过这个“很长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国六四真相》关系的密切的多维网在二○○一年四月已报导过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记者会上讲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称：《中国六四真相》编者张良原计划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中文版，以纪念六四十周年。为此，黎安友首先接触了台湾、香港的出版社，但台湾的两家出版商对该书的市场并不看好，所以他转向香港，当地《开放》杂志社总编辑金钟一度在他的客厅里住了一个星期，阅读原稿，读完三分之二后坦称，文件是真实的，但因为香港人对六四已感到疲倦，所以他对该书在香港的市场前景表示悲观，即使万一这本书市场看好，由于中国大陆盗版猖獗，所以出版并不能获益。”
这个报导直接点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赚不了钱而不愿出书。但事实并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厅的一个星期发生了甚么事？多维网在大肆炒作时，对此只字不提。那只有我来现身说法。正是这一个星期对该书的出版有决定意义。
经过四个月和张良与黎安友的邮电沟通，双方决定见面正式商定出书计划。于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从香港飞赴纽约，下榻三十四街的纽约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费全部自理，没有在黎家住过一天，却是在那里“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张良书稿外，天天搭地铁到一一六街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张良、黎安友面谈（黎有时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见张良。我们十时到达黎教授家，一会儿，张良来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绍后，大家坐下聊天。以前安迪说过张良三十多岁，看来也差不多，约四十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识分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与前途，写这本书完全出于道义的原因，以公开内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张良特别强调，推翻共产党不可能，因为人才都被网罗在党内，中共也在变化，中国平均二十人就有一个党员，所以，只有靠党内的人才能改变党，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国不同世界任何国家，不能乱，海外民运素质低，激烈手段只对中共有利。谈到六四，他对当时知识分子激进的行为有严厉的批评。认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过激，否则，邓小平处理六四会温和些。杨尚昆曾表示不准对学生开枪，但李鹏陈希同下令可“使用一切手段”。
谈到他的工作，他透露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是他亲自处理的，他知道六四期间“江青与张春桥很有骨气”，同情学生，反对资本主义。还说了一些高层秘闻，可印证他的机要身份。
关于他带出来的二千份文件，他说，六四时，他掌握一个管道，可以决定各种文件材料，送谁和不送谁。这本书的初稿二百万字，是几个人写的，现在选出三十万字出书。
首次见面气氛轻松。中午安迪请客，叫了四川菜上来吃，下午我就开始看张良已写成的书稿。
不少人问我看过张良的“文件”没有？这应该加以交待。我在直到九八年底介入“六四真相”出版的半年间，都没有把文件的真实性，列入我的关注之内，因为我确实沉入对黎安友教授的完全信任之中，这种信任不仅来自他的名教授地位，而且特别受他为李志绥回忆录写的那篇导言所影响，这与我的批毛情结有关。另外，我已习惯作为一名编辑和出版人的责任，特别看重篇幅、文字、可读性之类的专业要求。因此，见张良那几天，我没有提出哪怕是看一眼那堆文件的要求。只有一天，张良主动从公文包中拿出两三份“内部文件”给我看过，对中共文件我有概念，过目而已，记得那只是一般性文件。同时，他还出示过一张他与华国锋的合影照片（他讲过邓小平搞华国锋时，曾以华与郭兰英的照片作为摊牌）。翻查笔记，黎安友曾在我们会谈时，问过张良：二千份文件是不是一大箱运出来？当时我都未留意。
因此，今天我仍相信，张良是带出了不少“中共内部文件”，成为写作《中国六四真相》的基础，但书中核心部分，如元老会议记录等是否都来自他带出的文件？那是另外需要研判的。
张良的真姓名，我倒是当面问过他，他没有出声，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三个字：“张思铭”。我点点头，信以为真。不过，据我后来了解，这也是假名，他不姓张。
和张良讨论书稿并提出意见
和张良接触中，首先，有一点被过于恭维的感觉，他说高层重视海外舆论，中南海内有三十本《开放》，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央买了三千本（我见他之前推荐过这本书）。当时，对这两个数字并未质疑，只感到夸张。后来了解，吴国光那本书绝无可能被高层收购三千本，有其百分之一倒可能。
当我看了书稿后，双方分歧便呈现出来。张良的书稿用计算机打字，横排，每页约一千二百字，当时已写成二百六十七页，共约三十二万字，以时间顺序，分别描述学生、高层、各省市及国外舆论有关学潮的情况，写到对五一九戒严令的反应为止，大约还有二十万字没有竣稿。我摘录一些问题及意见，然后在十五日会谈中提出。
我的意见主要是，篇幅比原议超过近一倍，分四条线写，也未免刻板一些，地方情况及国外反应应可删削，突出高层内幕，资料来源与作者介绍很重要，最好附一文说明他熟悉的中共档案制度。
张良响应说，同意加资料注释，突出高层决策程序，但对作者介绍则主张模糊处理即可，篇幅也不打算削减。张良非常乐观表示，书出之后，党内会有强烈反响，将引起高层反思，高层的开明派“领导人”会说话表态，因为这本书没有和谁过不去，中央省市均会作出反应，书将“百分之百”主导“六四”十周年。张良特别指出，赵紫阳对书不会表态，杨尚昆会，他与邓的两次谈话记录，就是杨家提供的。至于文件照片可否刊登，不予考虑。
关于写序的问题，张良说请黎安友写。西方中国学家只有哈里．哈丁（何汉理）与黎安友对中共决策有影响作用，哈丁“左”，黎安友“右”，虽遭左派忌恨，但名望高。
前一天（十四日中午），张良不在场，黎安友问我：张良十二月回国，是不是有人支持他平反六四？书出版后的政治意义会不会造成压力平反六四？我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我说除非江泽民是后台，否则，这书出版后，张良回国一定有麻烦。我直言，书的价值在学术史料上，新闻上不会引起轰动。另外，书有为杨尚昆伸冤之意。
在销售与付酬上严重分歧
在他们如此乐观的基础上，关于销售的估计就分歧更大。黎安友认为可以卖二十万本，张良说“利用六四十周年，十万本肯定没问题。”他提出了几本书的销量：例如《黄祸》三十六万本，《太子党》超过四十万本。我一听，很吃惊，因为数字太离谱。这两本书的出版，都与我们有关，这类书的行情，我们再清楚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立即致电香港编辑部，请同事立即了解几本书的销售量，第二天我就把完全不同的数据转告了张良与黎教授。出版界在行销手法上，适当夸张一点，是常见的事，但数倍、数十倍的吹牛，只会留下笑柄。不知张良被谁误导？
五月十六日，是纽约会谈的最后一天。
开始，还是照既定方针办。谈书名，谈出版的时间表，十一月底书稿将完成，分两次寄我，张良十二月经香港回国，可与见面。计划请余英时、周傥、白杰明写序，黎安友特别提出要我写一篇关于学生绝食的分析文章放在前面，他和张良都表示欣赏我对绝食起因与影响的看法。张良对六四平反仍持乐观态度，说九六年党内就有人主张平反，朱镕基没问题，李鹏也认识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鹏了解六四全过程。六四镇压与江泽民无干系，平反问题，江任内可解决，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之。
但是在谈到签约时，事情抛锚了。主要是关于稿酬问题，张良坚持以十万本计，合十五万四千美元，一次买断。即不理会他重申，出书不是为了赚钱，他也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但没有十万本这个数，支持者也不好说话。黎教授问我，可否先支付一笔，然后付版税？
我表态说，我们对这本书的出版是有诚意的，专程来纽约就是证明。我们也保证可以负责地把书编好，在明年五月上市，以配合“六四”十周年促销。但是，以十万册买断不可能，十多年见到的海外畅销书，只有李志绥回忆录超过十万本。六四的书出了二百多种，我们这本要畅销，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二是走李志绥的路，先出英文版，打响后，带动中文版。我还举李锐《庐山会议纪实》及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这两本材料丰富的著作为例，说它们都没有超过几千本（李着只印了一次）。因此，我们这本书用版税付酬的办法是合理的，即按销售分帐。我坦承不仅我们付不起十多万美元，有钱的出版社也不会这么干。
张良坚持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商量，但没有十万本，我宁肯不出书。
十七日我们带着空白的合约书启程回到香港。
以上回顾显示，“黎安友客厅一个星期”中，如果没有我的强力抗辩，“六四”十周年出一本书还不容易吗？但谁来做冤大头？明镜出版社负责人在出书时说，当初港台出版社以市场不佳婉拒出版，他“很难相信张良是为了钱而做这件事”。不知道此话是针对谁而说，但假若他九八年在黎安友客厅会这样说吗？我婉拒的不是出版，而是出钱。
十一月底张良告知“出书计划延后”
纽约之行后，我已假定与张良的合作将告吹。十一月五日接张良传真，他仍坚持他的书可读性不比李志绥回忆录差，坚持要付十五万四千美元。我告诉太太，她很生气，觉得被张生欺骗了，要我一定要向安迪说明。十一月十四日，我发一函给黎安友表示我们的不满：１、张良说北京中央买三千本吴国光的书，绝不可能；２、张良称不按十万本付酬就不出书，说明他为民主写书的话实属虚伪；３、张良的书没有可读性，无法畅销；４、必须考虑如何交待文件出处；５、交待作者背景很重要，李志绥没有御医身份，书不可能畅销。十一月二十五日，张良来传真称“出书计划延后”。十二月十四日，黎安友在电话中告诉我，张良已经返大陆，月初经港。仍坚持他对出书的要求。
进入一九九九年，节目很多，我们忙于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摆脱了张良那本书的困扰。虽然，我们夫妇再去纽约时，安迪请我们看他上课（王军涛为助教）请我们吃饭，彼此都没有提到出书和张良的事。
二○○一年元月初，突然看到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天安门文件》，张良的名字明星般再现。一天，黎安友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六四那本书英文版即将出版，将寄赠一本给我，希望我在香港协助宣传，但不要说我见过张良，他说：“你是唯一见过张良的人”。
仍然是出于对黎教授的尊敬，我答应了。于是二○○一年二月号《开放》组织了一个大型专题，介绍英文版《天安门文件》。这是三位美国教授的作品，至少不像我看过的书稿那样庞杂乏味。也有一些记者找我，我觉得应该把纽约之行写一写，有限地报导一点九八年会谈经过，同时也给安迪作了一个访问，特别问到文件的可信性，他总以安全为由漫应之。
当时媒体炒作达到一本中文书空前的地步。一位美东的名作家告诉我，他来美国十多年，没有见到美国主流媒体这样规模地捧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简直吓死人！美国大炒，香港、台湾当然跟进，《天安门文件》的精采部份的中文稿也大篇幅地推出来。
张良出书成功的三大策略
这排山倒海的造势，显示当初我不看好的这本书出版的成功，确令我感到意外。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黎安友、张良在运作上采取了三个重大决策：
一、英文版领先，为中文版开路。
既然这本书意在影响中共政治，当然以中文版的意义为主，黎张原先的设想是中文版成功后再出其它外文版，如前所述，当我对中文版的市场估计，驳倒他们的盲目乐观后，他们才决定改弦易辙。可以设想，如果一家出版社能支付十五万美金，在九九年推出中文版后果如何？后来那家出版该书的出版社在香港的一位代表一次茶叙中说：如果没有英文版，中文版卖二千本了不起啦。（当然可能多一点）。
记得我们在纽约讨论稿酬陷于僵局，我提出走李志绥的路后，黎安友也动过先出英文版的念头。后来他们果真这样做了，花了两年时间编英文版（一九九九与二○○○），二○○一年面世时的造势都强调此时出书是和中共十六大权力斗争有关，只是在我的文章指出原是计划配合“六四”十周年一九九九年出版后，他们才改口承认这点。而且，我的另一点意见，“内容必须有爆炸性”，也被造势者加以利用。
我手头这本“第十九版”《六四真相》黎安友的前言，题为“《中共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但目录中前言的题目竟是“爆炸性的《中共六四真相》”，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多版之后不予改正，编辑的粗疏不说，也反映他们对爆炸性之说的推销因素的重视，但正如我的一封信所示（附图），我认为这本书缺乏爆炸性，甚至有反“爆炸性”。
一本书的畅销有多种因素造成，造势并非唯一有效的。如李志绥回忆录，绝无六四文件这本书的大炒作，但长期热卖，显然是“有麝自然香”的效应。《六四真相》完全得益于英文版的造势，而这场造势又显示了黎安友教授在美国学界、新闻界乃至政界非凡的人脉与影响力。但这本书与其它非小说类书籍相比，其价值与其媒体捧场度显然是不相称的，那么，黎安友何以独钟于它？我的分析是，一、他与张良的体制内改革论的一致性，从他对中共十六大的高度正面评价可见一斑（我曾撰文表示异议）；二、对张良带出的“二千份”内部文件所慑服，大有如获至宝之感。平Ｑ芯空吣玫揭环菸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