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芝大的学者王友琴女士向大家介绍了余杰。王女士以调查文革受难者闻名，并与余杰因文革研究曾书信联络。王女士表示，余杰是在大陆有作品发表的学者中，唯一给她极大支持的一位。余杰所作的不但是因为他的见识，而且是因为他的勇气。他让我们知道真相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这也体现了他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作用和位置。
余杰表示演讲不是一个学术报告，他会从四个方面分享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真相。
一、近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的发展和网民的增长
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8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比例的11％左右。是亚太地区拥有最多网民的国家。表面上看这是个非常喜人的数据，但在这个数据的背后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
1）网民集中在沿海大中城市和内地省会以上的大城市，县级以下的地方上网的人数和比例非常低。网络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了城乡严重的差距和对立，反而使之加剧了。
2）网民年龄带非常年轻（16～25岁的人数占一半以上），相当一部份人仅仅是利用网络这样一个现代的信息传播渠道玩电子游戏和聊天交友，并没有获取更多的信息。
3）网络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佚名发表言论。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宗教信仰，旧的道德传统、社会伦理被全面摧毁，新的没有被建立起来的特定时空的背景下，一些相当错误的信息，表现人性阴暗面、邪恶的内容在网络上非常泛滥。
4）网上民族主义的思潮一直占上风，而一些理性的思考、自由主义的声音的言论空间受到很大的压缩。在台湾大选期间，国内几个主要论坛如“强国论坛”上叫嚣要对台湾动武，用原子弹的声音比比皆是。中国民间的义和团情绪通过网络这个现代传媒无限放大，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害。
二、小区生活方式的普及和网络维权运动的兴起
新的小区生活方式通过互联网，渐渐取代了旧有的单位大院、北京□□的生活方式。居住在同一小区里的人之间的职业、工作、背景可能完全不一样，本来彼此不会有任何的联系来往。但一个小区通常会建立一个类似论坛或网页的交流平台，大家在网上有很多讨论，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友谊和交往。象购买同一小区的商品房、同一品牌的汽车、周末一起去郊游这样的活动慢慢开始出现。我把它看成是民间组织的一种萌芽或者雏形。
房地产是个暴利行业。所以小区的开发商都有复杂背景，大多数是顶尖高干。个人是不可能和他们要求什么，所以网民利用网络组织一些比较大型的维权活动。比如成立业主委员会，选出业主代表跟开发商谈判，甚至组织有小车的业主开车上街游行，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所在的小区有四五千户，选出了十个代表。我们小区原来购房时显示给我们的大片绿地花园又盖起了很多房子。因此去年７月，我们小区组织了３００辆小车在北京的三环四环和长安街上开了一圈，把我们的诉求贴在车上，通过这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抗议。
上海、广州很多小区都有类似的维权运动，而这些维权运动的联系方式基本上都是通过互联网。当然，迄今为止这些维权运动多限制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还没有继续深入发展成一个更广泛的对政治权利的明确要求，但这已是个很重要的信号──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个人权利的觉醒同步发展。
三、文化学术网站和网络知识共同体的出现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学术性、思想性、文化性的网站开始出现。最早的、也是当年最有影响力的网站“思想的境界”在仅仅一年的时间在大陆达到了很高的知名度，大量学者分文不取把自己的论文、社会批评文章在网站上发表。直到2000年网站被官方关闭。（注：“思想的境界”近日在海外复站http://www.open-society.com/sixiang/）
进入二十一世纪，类似的网站如雨后春笋，有“问题与主义”、“不寐论坛”、“学而思”、“关天茶舍”等。如果说目前网络文学创作的水准还不能跟在知名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相提并论的话，那么，网络的思想学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宪政论衡”这样一个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为主要领域，以探讨中国宪政问题为核心的网站的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学院体制内部的各大学报和官方划定的各个学科的所谓核心期刊。
如同当年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的《每周评论》，储安平的《观察》，这些网站在学术上超越了功利主义的目的，在对现实的关怀上能够很尖锐的进行批评。我把这些网站聚集起来的一大批同仁称之为网络知识共同体。他们更年轻、更有朝气，与90年代以来日见保守、堕落的学院体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未来的思想文化和现时的社会制度、民主化，这一批网络知识分子正在起着更大的推动作用。
四、网络政制抗议以及网络舆论压力的形成
网络政制抗议以及网络舆论压力的形成在最近两年开始突显出来，其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最大一个事件就是去年Sars的疫情。我注意到Sars期间胡、温两位领导人曾经到北大、清华视察，在跟学生对话时他们明确谈到他们每天都会到网上获取一些信息。这说明网络是最高层领导人考虑施政问题时的重要信息来源。
其它几个重大案件在网络上的讨论，对这些案件后来的发展以及案件背景的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志刚事件就是先在网络上披露出来，再从网络进入南方都市报（该报为此正在遭受官方新一轮的严厉整肃）。如果没有网络这个缺口的突破，提供对第一轮政治冲击波一定程度的防御，传统的媒体不一定敢刊登这样的消息。消息出来以后形成的舆论压力，导致官方被迫迅速作出回应，收容遣送法令被废除，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与之相似的另一个成功或者说成功了一大半的案例是孙大午案，如果不是网络上的舆论压力，最后的审判结果我个人相信会比现在的结果严厉得多。没有网络上所形成的广大的民意基础，CCTV这样一个最保守、官方控制最严厉的媒体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也不敢对此案深入报导，而且整个报导完全是站在孙大午一边。
去年在网络上引起很大波澜的还有李思怡事件。“成都商报”的女记者写了报导，成都市宣传部严令不准报导，记者义愤之下把文章贴在网上，之后邻近的几家省报开始转载这则消息。尽管四川的宣传部门非常震怒，把女记者开除了，但消息已经在全国散播，在网上激起了公愤，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回应，把两名警察送上法庭。
今年三月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和另外两位难属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受严密控制的媒体对此不可能有任何的报导，但互联网上抗议的声音却迫使当局释放三位女士。这是丁子霖女士若干次被捕的最近的一次，也是被关押时间最短的一次。
当然，有的事件可能会有一个好结果，有的事件则不可能从官方那里得到回应，如宝马案因为牵扯的背景复杂。同时，官方对网络的舆论也有对策，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设置防火墙，对信息进行过滤，逮捕网络活跃分子。继刘荻被绑架、关押一年后在网络的压力下被释放之后，当年积极参与营救、声援刘刘荻的杜导斌被捕。
为了营救杜，人们先后在网上发表了几封征集签名的公开信，一篇题为“保障言论自由，维护基本人权──关于湖北警方拘捕杜导斌的声明”，紧接着又发表了要求最高法院对“颠覆国家罪”作出明确司法解释的声明。尽管这些声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两个星期前，湖北检察院仍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正式对杜导斌提起公诉。法庭的审理下一步结果还很难说。所以，整个网络舆论抗议跟官方的对峙仍然处于一个一环扣着一环，非常艰苦的博弈过程中。
对于在经济上迅速自由化，在政治上仍坚持一党专制，在新闻出版上严格控制，打压一切不同观点的当代中国来说，互联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个人对互联网的出现，以及新一代受过更好学术训练，同时具有相当良知和勇气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跟互联网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这种密切关系所带来的一股新的、巨大的力量有非常正面的估计。相信在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这股力量将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份。
**面对非理性专制政府 最好方式是越来越多人说真话
演讲后余杰还就听众提出的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
余杰说，共产党政权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元化统治，这种一元化体现在政治制度对国家的控制上，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甚至成为一种次宗教或准宗教，企图对人的精神、经济、以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控制，所以在中国不但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罢工自由，游行集会的自由，同样也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尽管这些自由每一条都在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
余杰还说，封杀互联网的做法非常愚蠢并且是逆网络时代潮流的。网络的核心就是信息自由的传播和获取，尽管国家可以利用行政力量聚集一大批专家研究一个封锁软件，但这个软件很可能被民间一个普通的电脑玩家突破，这是网络技术本身所蕴含的一个特质。没有一个政府或一套软件能够建造一个一劳永逸的防火墙，象当年的柏林墙一样把两个世界完全阻隔开来。
对大陆当局的尖锐批评会不会对余杰本人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余杰表示：对于杀死别人孩子还不让人哭的政府，我们有胆量在任何场所表示对它的蔑视，面对一个非理性的专制政府，最好方式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都能说真话，它就没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