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难
派留学生出国，本来是近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专制积淀甚深的中国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演进过程。
魏晋隋唐时期，有数百名高僧跋山涉水往印度钻研佛学，可以讲这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然而，宋元明清以降，由于中国的优越地位和封建王朝的固步自封，出国留学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清廷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关闭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的世界知识极其有限，连林则徐那样努力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官僚，都无法准确说出英国的地理位置，甚至认为英国和俄国接壤。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不得不千方百计去了解世界，研究西方，最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正确主张。但真正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的是20年后兴起的洋务运动。办洋务要设厂、开矿、修铁路、造轮船、搞通讯等，急切需要一大批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型人才。于是派留学生提到了日程上来。客观地讲，洋务运动是清廷往美国派留学生的产婆。不过，没有容闳艰苦卓绝的努力，留学生的派遣也难以在19世纪70年代变为现实。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南屏镇(今珠海市)人，家境贫寒，1835 年，7岁的容闳无钱读书，只得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去上学。1842年，为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on)的业绩，将这所学堂更名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Brown)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美国。他先读中学，后往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奖学金，但远不够用。读书之余，他常去打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擦汽车；有时还到图书馆干活；美国学生自己合伙起火做饭，他就自告奋勇去当服务员。有时劳累一天，回家不吃饭就抱头大睡。经过7年的艰苦奋斗，容闳不仅中学毕业，而且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容闳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他特别思念祖国和亲人。面对美国的强盛和清朝的落后，他突然产生一个闪光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青年也像我容闳这样来美国接受教育，学到技术和本领，再回国去建设祖国，“芨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要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可以“一变为少年新中国”。这就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留学教育计划”。1854年11月，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为选派留学生出国而扎实工作。
经过3个月的海上颠簸，1855年3月，容闳在香港登陆。如何去选派留学生出国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甚至连国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实在无奈，先往广州学习中文，后往香港谋生，盼有朝一日能遇到清廷的显宦，说服他们往美国派留学生。辛苦奔波了一年多，一无所获。于是又来到了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译书，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
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深得那些洋务官僚的赏识。1863年曾国藩致函容闳，“亟思一见”。于是，容闳被收留在曾国藩的门下，帮曾办洋务事业。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当翻译，有了和曾单独接触的机会，于是大胆向曾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非常赞同，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曾国藩和李鸿章计划先向美国派120名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决定选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如果在今天，这样优越的条件，难得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会千方百计去争取出国。但在那时，绝大多数人视出国留学为危途，尤其是美国，离中国遥远，不少人认为那是个非常野蛮而不开化的地方，甚至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特别是将10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让一般家长难以接受。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就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于是他不得不返回老家香山县动员说服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有招满，最后在香港又招了几名，才凑足30名，于1872年8月11日由上海赴美。以后的3批90名学生，虽然招收时遇到的困难稍小一点儿，但同样艰难。不过，由于容闳的执着，120名幼童如期派到了美国，终于打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大门。这120名幼童多数来自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这和当时中国的开放格局完全吻合。
出国后更难
幼童们怀着寂寞、凄凉、悲哀但又兴奋、好奇、激动的复杂心情来到了千万里以外的新大陆。扑面而来的是语言问题，没有经过英语训练，无法和美国人交流，而且将他们三五人一组分到了美国友人家里，生活上更摸不着门道。他们的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至于西餐，他们更吃不惯，饿肚子在所难免。带队的清廷官僚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幼童们偷吃光了。刚到美国的幼童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油亮的黑大辫，特别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感。幼童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学习上的问题也很多。他们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汉语，每周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汉语先生会打屁股。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可以进学校学习了，清朝官吏对他们的管制也相对减少了。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
加上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他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很多美国学生喜欢和他们交朋友。幼童们初来美国时那种生活上的困惑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聪明好学、刻苦奋斗的天性，使这批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有的因为用功过度，常常病倒，有3位积劳成疾，客死美国。比起在国内求学来，这些幼童的负担要重得多。到1880年，多数幼童已经中学毕业，个别的如詹天佑等考入了大学，还有一些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成材在望。但新的政治危机一天天在增加。
清政府派留美幼童的如意算盘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保持封建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把美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讲，非常容易“美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幼童不愿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众所周知，在清朝，辫子不是简单的装束问题，而是是否忠于清廷的政治问题。当清廷官吏发现有的幼童剪掉了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自然对这批留美幼童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幼童们从小学到中学，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不但学到了许多新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数年之后，他们渐渐地对学习《四书》、《五经》等失去了兴趣，对孔夫子也不那么崇拜，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遵守了。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自由恋爱。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充满着缠绵悱恻而情真意切的炽热情感。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特别好动，他们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经常出没于篮球和足球场上，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幼童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和容闳一起负责管理留美幼童的清廷守旧官僚却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处处给幼童们出难题。一场围绕留美幼童的中西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了。最后不得以1881年将幼童凄然撤回而告终。
中途撤回--美梦难圆
按照容闳的本意，是让留美生一年一年地派下去，至少坚持百年，就能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一批高级人才。由于清廷对容闳的信任程度有限，所以只让他担任留美生副监督，遇到好多重大问题还是由监督说了算。1876年，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支持洋务事业，还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思想开放度不高，行为古怪，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上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引起多数留美生的不满。他尤其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者，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回国后没有好果子吃，就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转往异地上学。后来都成了很有成就的名人。吴子登还增加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礼仪教育，对剪掉辫子者严惩不怠，甚至杖责。一时间搞得留美幼童人心惶惶，最后在幼童们的心理反而激起了一种逆反心理，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服从容闳一个人的。这更使吴子登怒不可遏，视容闳为仇敌。令人不安的是，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经常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如何不听管教；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如何失职。而容闳毕竟不大懂中国政治，从来没想到向清政府写奏折，或给李鸿章写信讲明情况。这样时间一长，清廷即对吴子登的话信以为真。连曾纪泽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材。所以当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的时候，迅速得以批准。于是，吴下令，所有幼童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3批，启程回国。
幼童被撤回的消息，无论对容闳，还是这些幼童，乃至教育幼童的美国老师和朋友，都似青天霹雳。因为，再过四五年，有一些幼童就要大学毕业，其他的一部分也会陆续升入大学，真是眼见成熟的果子硬是被剥掉了！耶鲁大学的朴德(Porto)校长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但清政府从政治着眼，还是将幼童撤了回来。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幼童们讲：“只有睡觉，似乎让死亡结束一切痛苦和折磨。”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例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却派往广州教英语。然而，这批人毕竟学到了一些先进技术，高人一筹，经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到20世纪初年，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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